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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驥才與人文中國

時間:2017年10月27日 來源:《中國藝術報》 作者:王堯

  當我以“馮驥才與人文中國”表達對馮驥才先生的認識和敬意時,試圖將馮驥才先生定義為“人文知識分子” ,並在“跨學科”視野中理解馮驥才的意義以及他對“人文中國”的貢獻。馮驥才涉及多個領域且在相關領域取得成就,他是當代為數不多的真正打破了“門類”疆域的人文知識分子。我們要在整體結構中理解馮驥才、馮驥才與時代的關係以及馮驥才的影響。馮驥才的貢獻既反映在專門的領域,比如文學創作,比如繪畫,比如非遺保護,等等,但他以思想、方法、人格、情懷和行動影響了人文中國,馮驥才所有的貢獻,都顯示了“思想”作為“文化”的力量。這當中還包含了我們通常所説的知識分子的理想、責任和擔當。當下的人文中國,是一個有缺失的人文中國,知識分子應當彌補這樣那樣的缺失。西方一些學者追問的一個問題“知識分子都到哪裏去了” ,同樣出現在中國。馮驥才用他自己的方式彌補著我們的缺陷。我和所有在這個年代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一樣,肯定當代中國的巨大發展,但我同樣要説出我們的缺失,説出我的上一輩和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的慚愧。

  這又讓我想起了多年來學界和社會關于當代有無大師的爭論。其實,以既往“大師”的“特質”和“規范”來定義當代中國的知識分子未必妥當;我們需要術業專攻的“大師” ,同樣需要懷抱理想、直面現實、關懷人文、創造實績的“大師” 。在這樣的思路中,我視馮驥才為當代的大師。熟悉馮驥才的朋友都親切地稱他“大馮”,説的是身材魁梧高大的馮驥才,以我的輩分不能這樣稱呼馮驥才先生,他是李輝兄所稱的“先生們”中的一位;但是,我嘗試從另一個側面表達,就馮驥才之于人文中國的意義而言,大哉,馮驥才。

  馮驥才在若幹個關節點上與當代中國契合。他經歷了“文革” ,這樣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不在于給他磨難,而是重構了他的靈魂,並且影響了他在文學和其他領域觀察、思考中國的方法,觀察、思考和介入民間的方法,觀察、思考和表現人性、人的命運的方法,觀察、思考和創造中國文化的方法。他經歷了從“文革”到“新時期”的重大轉折,他在這個點脫穎而出,是文化自覺最早的作家之一。在“小説革命”前後,他就以《三寸金蓮》 《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等作品“革命”了。這種文化的自覺,是他由文學拓展到更廣泛的文化領域的開始。這不是轉換跑道,而是進入更廣闊的世界,或者説文學的方式已經不足以來建構他所要建構的世界。從上世紀90年代到現在,中國發展了,但馮驥才以“逆向”的方式,來反思、警惕和阻止進步中的倒退。他奔走于對非遺、古村落、民間文藝的保護,成為大地的守護者。

  和同時代的許多作家或者人文知識分子相比,馮驥才選擇了一條特別的道路。廣義上説,馮驥才也在體制中,但他是體制中的“異數”:他與現實之間,與流行的思想觀念之間,不構成直接的對抗關係,但構成了緊張的和不妥協的關係。他以憂思和批判的情懷與思想行動,介入文化現實,介入人文中國。在這一點上,我覺得馮驥才和現代人文知識分子中的傑出者有相似之處,即在與社會現實的聯係中思想和行動。很多年前,我在北京魯迅故居參加莫言的研討會,在那裏我想到一個問題:我們的故事是什麼?我們沒有故事,馮驥才這一代知識分子中的多數人也沒有自己的故事。這是我們和他們的悲哀。但馮驥才是一個有自己故事的人。用什麼來防止被格式化,從而確立自己,這是我們認識馮驥才意義的一個角度。

  我們當然要談到馮驥才的文學。他在自己的幾篇非虛構作品中,敘述了自己的文學經歷,也描繪了已經有些模糊的時代肖像。他是從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最早承接“啟蒙文學”傳統的作家之一;他是最早超越階級性而深入思考和獨特表現國民性、人性的作家之一;他是最早從政治轉向文化而重構文學背景並重新定義文學是什麼的作家之一;他也是最早以文學的方式創造了中國式寓言的作家之一。我當然也期待馮驥才有更大的作品産生。

  我們無法繞開《一百個人的十年》 。這部書已經超出了口述史或非虛構文學的范疇,它在文學上的意義甚至也不那麼重要。這部書的意義,不僅在于它對歷史的還原,不僅在于它對宏大敘事中小人物命運的關注,更重要的是,馮驥才用一種方法反抗遺忘,反抗修改記憶。在這部書,以及馮驥才關于這部書的講述中,我讀到的不只是“一百個人”的歷史,還有馮驥才的“思想傳記”。

  馮驥才關于非遺保護的學術思想和實踐,已經有更多的學者去做了專門的研究。我也曾經在《讀書》上撰文,表達我對馮驥才的理解。我想補充的是,在這個問題上存在“斷裂”還是“聯係”人文中國的分歧。重視“小傳統”是當代文化建設的一個特色。馮驥才既重視了作為文化遺産的民間文化的文獻整理,又特別關注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古村落的保護。如果用文學的修辭方式,我看到的是大地之上孤單前行的馮驥才,想到的是陳子昂的詩句: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很多年前,金岳霖先生在為馮友蘭先生《中國哲學史》寫的審查報告中説,希望人文知識分子能夠像蘇格拉底那樣,把自己的信仰、操守、人格、情懷和專業融合在一起。我以為馮驥才就是這樣的人文知識分子,而且是一個“非虛構”的人文知識分子。

(編輯:單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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