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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中國曲藝牡丹獎(合肥賽區)比賽觀察

時間:2016年08月03日 來源:《中國藝術報》 作者:高艷鴿

“我們永遠寄希望于年輕人”

——第九屆中國曲藝牡丹獎(合肥賽區)比賽觀察

大同群口數來寶《工錢》演出劇照 杜佳 攝

  7月29日,由中國文聯、中國曲協和合肥市人民政府共同主辦的第九屆中國曲藝牡丹獎合肥賽區的比賽落幕。在5天的時間裏,共有來自全國各地的56個節目200余名演職人員參賽,包括了小品、相聲、評書、快板書等多種曲藝門類。經過幾天的激烈角逐,大同群口數來寶《工錢》、數來寶《第三者》等最終獲得節目獎、文學獎提名,劉捷、方清平、白凱南、師亞峰等獲表演獎和新人獎提名,各獎項提名者進入本屆牡丹獎終評。

  演農民工時,丟掉曲藝范兒

  在大同群口數來寶《工錢》的最後,農民工終于討到了被拖欠的工錢,一個農民工喜極而泣,站在那裏傻愣著哭起來了,山西省曲協主席、大同數來寶表演藝術家柴京海飾演他們的包工頭,他上前踢了這個農民工一腳:“讓你領錢了!哭啥呢?”《工錢》已上演了近百場,最後這一幕總是讓觀眾潸然淚下。

  在合肥賽區,柴京海帶著11個徒弟上臺,表演了這個講述農民工討要工錢的故事。《工錢》創作完成一年半以來,他們到工廠、農村和建築工地現場的演出,已經達到八九十場。

  “只有真正和農民工在一起摸爬滾打,熟悉他們的語言、生活方式,熟悉他們的困擾和喜悅,對他們感同身受,才能讓舞臺上的人物真正立起來,使他們感覺到這就是一幫農民工在説自己身邊的事兒。”柴京海告訴記者,由他和哥哥柴京雲一起創作的《工錢》有大同數來寶創作上的基本核心,即有劇情,有戲劇性的矛盾衝突。

  在《工錢》中,一個演員代表一個農民工工種。柴京海對這些畢業于專業院校的演員們的要求是,表演力求樸實。“我對他們説,任何表演的架子和痕跡,那些曲藝范兒,我們堅決不能有,因為到了農民工中間,現場演出時拉范兒,就和他們産生了距離。”

  柴京海在其中飾演的是一個出生在大同的農民工,他有這樣一段臺詞:“辛辛苦苦幹了一年,到了還是拿不上錢,今兒推明兒,明兒推後,連火車票都湊不夠。”柴京海對記者説:“‘今兒’和‘明兒’這樣的詞,是北京人説的,大同人不這樣説。這麼寫,是因為這個角色曾經在北京郊區打過工。”這種處理也體現在其他農民工説話的腔調上,有的南方人的口音,雜糅了貴州話、四川話和雲南話。“你體驗了生活,提煉了,然後重新還原了生活,那你就是一種藝術的再創造。”柴京海説。

  説山東快書的英語老師

  山東人申振柱是“80後”,他的專職工作是在青島即墨市的一所小學做英語老師。在合肥賽區,他攜自己創作的山東快書《最美村官——馬克志》角逐新人獎。“你是不是感覺特不可思議?一個英語老師説山東快書,風馬牛不相及。”在向記者介紹自己的職業時,他笑稱。

  馬克志是即墨市下屬的一個村莊的優秀村官。為了在山東快書中塑造這一人物形象,申振柱和老師一起前往當地採訪了馬克志本人,以及他的家人、村民等,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資料,然後提煉創作,形成了一個12分鐘的作品。自2013年問世以來,申振柱帶著它到當地的農村、社區、廣場、電視臺演出,3年來,自己也記不清楚演過多少場了。

  在這個作品中,申振柱塑造了9個人物,包括馬克志,他的老伴、兒子、戰友,鄰村的一個潑婦,一個圍觀的群眾代表,一個80歲的老黨員等,並且自己在臺上表演他們。“我是在農村長大的,這些人物就是我身邊的,我一直想找一個機會在作品裏把他們表現出來。”申振柱説,3年來,他邊演邊改,“以前每次演出完,都會和老師溝通:這次演出哪個包袱響了,哪個笑料開了,哪個地方觀眾鼓掌了,但是哪個地方我們設計的觀眾會笑或者鼓掌的,卻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就再改,每一個包袱都是這樣千錘百煉的”。

  申振柱從小喜歡山東快書,當時在收音機裏收聽山東快書名家的唱段,“感覺特別親切”。考上大學那一年,他正式拜師學藝,第一天學打快板兒手就被打出了血,用布包上後繼續練,第二天又被打出了血。一周後,他就學會了,兩周後,就上臺參加比賽了。他感慨:“學曲藝真的太難了,你在舞臺上的一招一式,一個表情、一個吐字發音,如果有問題的話,觀眾就獲取不到你想傳遞的信息,他們不能理解,不笑,就達不到預期的演出效果。”

  曲藝創作應該更加文學化

  在合肥賽區,中國曲協副主席、遼寧省曲協主席崔凱發現,這屆來參賽的演員中,與往屆相比,體制外的曲藝從業者的數量有很大的提升,甚至超過了體制內的數量,他們不但踴躍報名,而且作品的質量也有很大的提高,“有些節目在現場的演出效果很好”。他還欣喜地發現,青年參賽者的數量要比中老年多,而且進步很大。“新人平常在商業演出中鍛煉的機會多,成長得很快。一個藝術門類的繁榮發展,我們永遠寄希望于年輕人。”

  相聲是合肥賽區的一個大的曲藝門類。很多參賽者都是“80後”“90後”,他們帶著新創作品來表演,讓崔凱感到欣慰:“相聲後繼有人,新生代正在崛起,他們在舞臺上的表現,和觀眾的交流溝通,已經趨于成熟。”對于同樣佔了參賽作品很大比例的小品,崔凱肯定了其創作緊跟時代,表現了現實生活中的一些熱點問題,但也指出了一些作品的問題所在,“有些小品從創作和表演上來看很明顯是戲劇小品,缺乏小品作為曲藝藝術的本體特徵,來參加牡丹獎的評獎就不大合適”。

  “年輕人上來了,他們的表現真的非常好。”合肥賽區的五場比賽結束後,比賽評委、曲藝名家楊魯平表示。青年演員袁國虎表演的四川評書《鍘包勉》讓他稱道:“太老到了,跟他的年齡都不相符了。拿扇子的一招一式,眼神的變化,説明他都是下了大功夫的。”

  “越比賽,越覺得曲藝作品在創作上的迫切性,我們要更加重視新作品的創作和表演。”楊魯平説,“那些傳統的經典作品,是給演員打基礎的,但他們真正入了行以後,必須有新的突破,在新作品上見高低。新作品的創作,要跟上時代的步伐,反映當今我們這個時代的風貌和社會道德風尚,但現在曲藝作品的創作還沒有走在時代的前列,就是因為原創作品不夠。”他多次強調創作的重要性,“有了好的原創作品,就會有好演員,沒有原創,好演員最後也淪為一般”。

  在楊魯平看來,曲藝作品的創作方向,應該是更加文學化。“這個文學化不是相聲就不需要包袱了、按照小説去寫,更加文學化,指的是更有檔次,有更深刻的思想,更鮮明的人物特徵。”他説,“我們所表演的人物説出來的語言,都應該是人物的行為語言,這樣的作品才有力度、有深度,有感染力和衝擊力,讓觀眾看了被打動。即便是逗他們笑,也要笑得有品位,而不是依靠低級的包袱。”

(編輯:單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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