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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繪畫彌補長徵圖像缺失,表現偉大長徵精神

時間:2016年05月06日 來源:《中國藝術報》 作者:張 婷

以繪畫彌補長徵圖像缺失,表現偉大長徵精神

沈堯伊和他的長徵“造型之路”

瓦窯堡會議 沈堯伊

  “在中國現代美術當中,紅色革命題材的創作是非常有特色的。沈堯伊先生作為一位堅持表現紅色革命題材的藝術家,其作品表現著一種正氣、一種大氣、一種民族感與文化感,以及以美、以藝術凝固歷史的情懷。”在由中國美術館、中國美術出版總社、中國美協、中國人民大學藝術學院和北京美協共同主辦的“紀念中國工農紅軍長徵勝利80周年——沈堯伊作品展十年匯選(2005-2015)”展覽現場,中國美術館館長吳為山如是説。沈堯伊的“長徵題材”與中國美術館緣分匪淺——早在2004年,他就曾在這裏舉辦“長徵之路——沈堯伊風景畫展”;2006年,為紀念紅軍長徵勝利70周年,其長徵史詩連環畫《地球的紅飄帶》926幅原作又亮相于此;此番,則是對他近十年創作的一次集結。

  無休止的循環中逼近歷史

  在吳為山看來,沈堯伊的作品正像一條“美麗的紅飄帶”——“將長徵中可歌可泣的人與事連接起來,他是帶著一種憧憬、一種理想主義的浪漫、一種主觀來完成的。”這所謂的“主觀”,正是沈堯伊創作的出發點。“藝術創作當然是主觀的,它取決于創作者不同的審美習慣,對題材不同的選擇與把握。作為一個畫者,最重要的不是題材,而是如何表達對于生命特別的感悟。長徵題材,最吸引我的是那份大美、壯美的精神。”沈堯伊説。

  與開幕式上一襲黑色西裝、係紅色領帶的莊重不同,展覽期間,接受記者採訪時的沈堯伊換回平日裏常穿的一身墨綠色棉布衣褲,質樸、利落。“找尋歷史留下的痕跡,收集點點滴滴的視覺元素,我一直在長徵‘造型之路’上跋涉。這其中,我最看重的是案頭工作,電腦替代不了我的腦,我也沒有助手。畫前資料的匯集,長期觀察與積累,勾勒習作和草圖,對比相關人物不同角度的照片,把這些大大小小的紙用磁鐵分別固定在幾個兩米高的大屏風上,再用這些屏風圍成個半圓將我圍在其中。不然,我是不敢畫的。”談及創作的過程,沈堯伊坦言,每次都是“從零開始”,“取舍—概括—形式—典型,在永無休止的循環中,無限逼近歷史”。

  此次展覽的3部分中,油畫《長徵交響組畫》39幅,連環畫《長徵·1936》選擇了76幅,風景畫和風俗畫77幅,數量不算少。但沈堯伊説,基數遠不止于此。在他看來,數量的意義在于:“誰能知曉哪塊雲彩有雨?這就好比跑馬拉松,速度、耐力、戰略戰術,缺一不可。畫畫不是思維問題,而是實踐問題,手一天不動,都會生疏,必須時刻不停地畫,才有可能出好作品。”

  “我們不做,就沒人做了”

  紀念長徵勝利70周年時,因為圖像的缺失,新華社將連環畫《地球的紅飄帶》選頁當作新聞圖片發給各家媒體。“長徵雖舉世聞名,但在圖像方面幾乎是空白。我想,只有靠繪畫來彌補這個極大的遺憾。”沈堯伊説,“現在的年輕人不了解長徵歷史,我們作為承上啟下的一代人,有責任給他們鋪一條路,用審美將歷史和現實貫穿起來,我們不做,就沒有人做了。”

  連環畫《長徵·1936》分為《奠基禮》《大回旋》《大會師》三部曲,共600幅,被沈堯伊視作《地球的紅飄帶》的姐妹篇。他説:“既然有圖像缺失的遺憾,那長徵題材的繪畫,首先就要具備相片所擁有的史料與文物價值。有些畫家對此感到不屑,認為這樣的作品稱不上經典。但長徵題材不是‘藝術圈兒’裏的事,是面向整個社會的。所謂的經典,是‘空前絕後’——一提到某個特定的歷史時期,人們腦海中立刻浮現出的,就是那幅作品。”

  他回憶起第一次重走長徵路,還是1975年,可細節仍歷歷在目。“住在夢筆山海拔5000米的雷達站,山腰都是原始的杉林。我鑽進杉林去寫生,層層疊疊倒塌的樹幹,走在上面像是沙發床;粗大的杉木布滿五色的苔蘚,枝幹間挂滿了透明的絮幔,簡直就是童話般的世界,那時我懂得了自己的情感寄托與憧憬。兩年後,故地重遊,不想原始杉林已消失。即便在那個還沒有環保概念的年代,我還是感到了極度的失落和悲哀,好在留下了那次的畫,讓情感在畫中得以永存。”沈堯伊如是説。

  學習大師,就要有重畫的勇氣

  “沈堯伊的歷史油畫,能夠帶領觀者回到那段歷史中,這是很多畫家達不到的。如何看待歷史、表現歷史,不光是能用技法駕馭的問題。歷史油畫,也不是在畫室裏靠照片、靠模特‘擺’出來的。”北京畫院院長王明明坦言,“沈堯伊不僅通讀過很多遍中國共産黨黨史和長徵史,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而且每畫一幅新作都要重走長徵路。唯有如此,當他創作的時候,才能像導演一樣謀篇布局,並結合技法,通過自己個性化的藝術語言讓人們倣佛身臨其境。”

  談到創作,沈堯伊最常提到“實事求是”四個字,他認為油畫或連環畫,只是體裁不同,而遵從的規律都是一樣的。“油畫《遵義會議》我在20年間畫過3遍:1995年至1997年首次創作;2006年至2007年創作三聯畫;2015年又創作變體畫。繪畫的表達是充分且深入的,不能像照相一樣,把所有人碼在一起站好就行。人物關係處理得恰切,造型塑造形神兼備,同時形式手法運用得體,才可以在審美上達到一個比較理想的高度,具備被歷史保留的價值。而一幅畫挂在那裏,幾年後看出問題,依然要有改進方案和重畫的勇氣,很多美術大師都會反復地畫同一幅作品——大師的水平或許我達不到,但可以學習他們的態度。”

  看得見“旋律”的畫

  英國批評家佩特曾説:“一切藝術都以趨近音樂為旨歸。”在酷愛音樂的沈堯伊看來,繪畫與生活,都像是樂章一樣,展覽中,音樂與繪畫的交融也比比皆是。

  一組題為《抗戰音畫》的作品,以6位音樂家和4位畫家與他們最為人熟知的作品並置在畫面中——無論是聶耳的《義勇軍進行曲》、冼星海的《黃河大合唱》,還是徐悲鴻的《奔馬》、蔣兆和的《流民圖》、古元的《區政府辦公室》無不展現了藝術家們在抗戰時強烈的民族責任感。“這些人中,古元和李樺先生都曾經是我的老師,我對他們最為熟悉。在中央美院讀書的時候,我們版畫係的學生都管李樺先生叫‘老爸爸’,他手把手地教我們,對我們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樣。”沈堯伊回憶説。

  與長徵題材讓人為之震撼不同,在被沈堯伊稱之為“小畫”的風景畫與風俗畫中,給觀者帶來的是溫情、靈動甚至是一絲調皮。説起《桃林裏的布列舞曲》,沈堯伊還講了個有趣的小故事:“我每天騎車去畫室,都要路過一片桃林。有天居然聽到巴赫《布列舞曲》的曲調,下車一看,原來是一個男孩正在拉琴。不好過去打攪他,但可以一畫,于是就有了這一幅風俗記憶小品。如今桃林已無,琴童也不見蹤影,但巴赫的余音猶在。”

  沈堯伊説:“小畫也不見得小。英國有一部電影叫《看得見風景的房間》,可人們平時卻總對身邊的‘風景’熟視無睹。不觀察生活、不關心眼下,而去畫歷史,從何談起呢?走在路上,常有好風光,但我最喜歡看野草。它們總在我視線離開的瞬間拼命地長,不經意間就開花結果,完成了自己的生命之旅。冬天枯萎時,仍有雕塑般的造型感,這一切都源于它們一生面臨的生存危機。畫小畫時,這些‘視覺元素’都在我的倉庫裏,隨時拿著本子勾速寫,這是功課、是基礎、也是本分。”

  展覽開幕式的結尾,他的兩位外孫演奏了一曲小提琴二重奏《大漠胡楊幻想曲》,這樂曲的創作者正是沈堯伊的夫人、中央音樂學院教授趙薇。“西徵講的是紅西路軍在河西走廊徵戰的過程,東歸是關于祁連山兵敗後,將士們穿過騰格裏大沙漠、黃河,最終回到延安的事跡。我一共畫了9個故事,其中有一個叫‘不死的胡楊’。我夫人到畫室看我時,被這個故事感動,就坐在畫室的鋼琴前彈了一段旋律;之後又經過加工,變成了現在的《大漠胡楊幻想曲》。”他説。

  在長徵“造型之路”上跋涉而來,沈堯伊未曾停步。

(編輯:蘇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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