郵箱帳號: 密碼:
English日本語簡體繁體

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身份重鑄與中國文化復興

時間:2014年03月28日來源:《中國藝術報》作者:

  一百年前,在西方列強的鐵蹄下,中國國弱民衰,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積極探尋著中華民族的出路。一百年後的今天,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而一些社會文化問題也日益凸顯。西方文化幾乎全面佔領中國舞臺,中國傳統文化日益式微,這也是諸多現實問題的根源。看似盛世危言,卻並不是為了聳聽,學者恰恰應該走在時代前面。《中國藝術報》社社長向雲駒、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王岳川,對全球化時代的中國文化現狀進行了深入探討,為中國文化的命運診脈開方。

  時 間 二○一四年三月九日 地 點 北京大學書法研究所

  對談人 向雲駒(《中國藝術報》社社長)

  王岳川(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博導)

  追根溯源:重評五四,反思百年間三次對傳統文化的否定

  向雲駒: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趨勢,逼迫你必須跟其他國家互相溝通、交往,人與人交往必然有一個對話問題,這就涉及到文化身份、文化立場。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國家,本身就有著不同身份的標志,越來越一體化之後文化身份的問題變得更加突出。文化不可能自我發展,而一定是在交流碰撞中,在互相刺激中發展的,這是我們隨時都要應對的話題,只是在不同時代有不同的認識和不同的應對策略。我們歷代尤其是近代以來很多文化學者都沒有停止過對這些問題的思考,比如費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覺,季羨林先生提出“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觀點,都極大地刺激了文化發展,這是一個沒有止境沒有終點不斷要與時俱進來回答的問題,我們這代人還要接過來繼續説。

  王岳川: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我們再往深裏説,第一,全球化是化誰?誰來化?誰被化了?如果全球化就是美國化,美國把它的政治、法律、文化包括傳媒價值觀全部變成人類的共同的價值觀,世界可能就單極化了、單一化了。這將是人類的災難!因此我們必須重視中國文化身份問題。我在十多年前出版的《發現東方》一書中已經提出一個思路,即經濟可以全球化,制度可以並軌化,文化和宗教要保持本民族的指紋和血脈。這樣一來就會出現一個比較有意思的局面,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方面,人類會不可避免走向殊途同歸的道路,但是在文化、在民族的精神編碼當中,每個民族恐怕要更多地去探討自己具有的特殊性。在這一點上,我認為中國的文化高度和深度在某種意義上來説,不輸于西方。

  第二,中國文化有沒有自己的身份?一百年前的五四,也是在北大這所學校裏,一大批教授在民族虛無主義和落後挨打的雙重驅動下,毅然拋棄五千年的文明,接納西方的“三爭”文明,即競爭、鬥爭、戰爭,而把中國的“三和”文明拋棄了,也即家庭和睦,社會和諧,國際和平。今天可以看出這種做法弊大于利,胡適、錢玄同這一代的全盤西化學者在某種程度上把本民族身份模糊了。今天還出現了一些全盤西化的變種,一是英語的貴族化,考博考碩考本科,英語定終身,一門英文課的分數高低可以把其他三門專業課的分數否定掉,而成為考生成功與失敗的分水嶺,這在我走過的幾十個國家當中絕無僅有;二是民族語言的卑微化,對古漢語的辨識、對經史子集的閱讀、對琴棋書畫的愛好,在大學教授以及博士碩士中幾乎失憶,作為書法宗主國我們的中小學生不開書法課竟然長達半世紀。我注意到,匯通中西的季羨林先生的英文和德文都極好,但是我跟隨他幾十年他沒跟我説過一句外語,他就説他的母語山東話。其精神境界差別一目了然!我認為中國文化起碼分成三層,最高層是經史子集,中層是琴棋書畫,底層是民族民間文化,它也是一個民族最廣泛的基礎和最深厚的不可更改的記憶。而如今每個層面甚至最底層的文化也受到衝擊,比如人們不願過中國節,喜歡取洋名,成為“外黃裏白”的香蕉人,這種狀況中國知識界應該深刻反省。

  向雲駒: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個很復雜的現象,它的社會功能、政治作用是偉大的,文化上則可以從多個方面去解讀,它提倡了新文化,但是對傳統文化的批判所帶來的負作用也是巨大的,如今認真反思總結它的深遠的歷史影響,包括正影響和負影響,這也是我們這個時代所需要的。我們的文化面臨很多問題,不從它的思想脈絡上一一梳理,你就不能有很好的理論指導,思想上還是混亂的,解決不了根本的問題。

  您剛剛説文化的三個層次,我一直關注著最底層的民間文化、民俗文化的發展,也長期致力于民間文化遺産的搶救和保護,我們在全國掀起了很大的保護運動,做了很多實際工作,最新的成果是前段時間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推出了本協會成立50多年以來對中國口頭文學遺産收集整理的成果的數字化,這個工程我也參與了設計,總計50多億字,這次做完了8億多字。我們把中國的口頭文學全部記錄下來了,基本上沒有遺漏,每個民族、每個地區,以縣為單位來搜集。這個工程的源頭就是北大的歌謠運動,屬于北大五四運動的一個分支。從我們民間文學界來説,北大歌謠運動正是中國民俗學、中國民間文藝學的現代發源。

  北大歌謠運動也具有這樣的復雜性,它在否定傳統的同時又注意到了民間小傳統,開辟了一個新的文化方向。這個小傳統和大傳統在理論上都屬于傳統文化的整體構成,但是五四時期我們打倒了孔家店,並沒有打倒我們的民俗民間文化,相反還把它用作工具來衝擊傳統的典籍化的口語,利用民間和經典的對立和矛盾來攻潰我們經典文化的堡壘,這也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情況。口頭文化在書面文化時代生存空間如何,這也是中國一個特殊的文化現象。因為只有中國有如此漫長的口語歷史,同時還有這麼漫長的文字歷史,二者一直綁在一起。我們收集了海量的口頭文學資料,也是一筆非常獨特的文化遺産,這些資料全世界都沒有,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有這麼一個大體量的、延長了這麼長歷史的、涵蓋了所有民族語言區的口頭文學的成果。所以中國文化有著很多的獨特的發展形態,也有其特殊的文化價值,任何西方的思想家對中國文化的總結都是不夠的,都是有隔閡的,還需要本土學者來完成這一任務。

  王岳川:我認為二十世紀國內有三次文化的虛無主義。第一次是五四,在政治全球化、經濟全球化、科技全球化當中做到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但把本民族的歷史和文化虛無了。如胡適、顧頡剛等人提出,大禹是條蟲,中國歷史不能從夏商説起,只能從周的後期,甚至是從孔子説起,以及錢玄同的“廢除漢字”等等,危害很大。五四過後的這一百年來,我們可以看到,首先,中國的詩歌大國地位名存實亡,談論詩詞歌賦的人少了,今天的學生正在成為視覺動物,主要看美國大片。其次,中國的音樂大國地位漸行漸遠,中國是有著歌咏之不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悠久歷史,今天全民都在卡拉OK,在聽西方的音樂,大城市的中小學生幾乎都會彈鋼琴,但是沒幾個會彈古琴、吹簫、拉二胡,更少有人會彈琵琶。第三,書畫大國的地位也岌岌可危,即傳統的書法繪畫沒有了,小孩子畫畫,要麼畫的是動漫,大腦袋小身體,跟日本美國學,要麼畫的是油畫,而中國書法、中國山水花鳥人物畫,很多人都沒辦法掌握。第四,經史子集徹底被邊緣化。大學中文係教授相當多的古漢語沒過關,相當一部分文科博士生不能閱讀古漢語原文。這種嚴重的失根狀況要小心,它表明在中國最高學府中的一些學者,英文不行,古漢語也不行,本民族的傳統文化的根基正在斷裂。

  我認為更加嚴重的一個問題是,經過了五四時期相對溫和的文化的變革,到了“文革”就變成了“暴力文化革命”。五四時期改變了中西均衡,以西為重,全盤西化。而“文革”時破四舊,把中國傳統文明變成了“有罪文明”。這一次打擊不僅傷害了文化本身,也傷害了知識分子群體本身,可以説是對知識、對人才、對經典、對中國文化的徹底否定。那種政治的狂熱和對文化的極端漠視,導致了二十世紀中葉中國文化的徹底墮落,長達十年的持續摧毀,其負面影響深及半個多世紀。

  第三次對文化的打擊,是唯經濟主義。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甚至本世紀初導致了文化的邊緣化。中國確實渴望變成一個大國,變成一個強國,變成一個全球化中有話語權的國家,所以又重新拿出了五四的急功近利,換一種説法就是實用主義,一切都是實用的,一切都是當前利益換現。在某種意義上來説,這種策略是有現實意義的,因為文化是千年大計,百年樹人,進程緩慢。但是實用主義會導致一個後遺症,就是人們都學會了急功近利,在所有的聚會裏邊談得最多的是期貨房産股票黃金,乃至于收入掙錢,總經理滿街都是,而文化卻變成了稀有元素,變成了很難堪的蒼涼的手勢。

  二十世紀才一百年,就經過三次這樣的折騰,我們如果再不反省,文化毀損會加速。我認為季羨林先生提出的“二十一世紀是中國的世紀”,這句話裏我要沉重地加幾個字,二十一世紀是中國軍事的世紀,是中國經濟的世紀,但可能不會是中國文化的世紀!


(編輯:曉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