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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紀念座談會上,文藝界深情追憶吳貽弓導演的藝術精神……

時間:2019年10月26日 來源:上海文聯微信公眾號 作者:上海文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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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文聯榮譽委員、中國文聯原副主席、中國影協和上海市文聯原主席、著名導演吳貽弓先生因病于9月14日與世長辭,享年80歲。

  10月25日,中國電影家協會、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上海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上海電影(集團)有限公司共同主辦了“心係電影 德藝雙馨——吳貽弓導演藝術與文化精神紀念座談會”,回顧他的藝術成就,總結他的文化精神。

  座談會上,與會嘉賓從不同方面追思他的藝術生涯,總結了吳貽弓導演的藝術成就及文化貢獻。作為第四代導演的領軍人物,吳貽弓奉獻了一部部佳作。同時,吳貽弓又是一位電影事業家、教育家和活動家。現場,上海文藝界老領導回憶了與吳貽弓共事的時光。

  上海文化發展基金會理事長陳東曾與吳貽弓在文聯共事,她説,吳貽弓親切、平和,沒有架子,文聯同事們不論官職大小都親切地稱呼他“老吳”。陳東説,老吳是我們學習的榜樣,他是楷模。他拍電影,就獲得第一屆中國電影金雞獎;他當導演,就成為第一個可以“走出去”為中國國産電影爭光的導演;他當主席,就可以把活動搞得很好。有事找到他,只要他有時間,只要他身體吃得消,他一定去“站臺”,他不是為某個人“站臺”,他是為文聯“站臺”。所以他要幹什麼就能成什麼,他是我們學習的榜樣,他永遠值得我們緬懷。上海市文廣局原藝術總監吳孝明説:“吳貽弓導演是上海電影的一座豐碑,幾十年來,他就做了一件事——電影,而且把這件事做得那麼好,這就是一種工匠精神,是我們當下要弘揚和學習的精神。他雖然離開了我們,但是他的作品,他的音容笑貌,他所有的精神在我們城市中間、在文化的發展過程中間是永存的。”

  吳貽弓一生為電影事業付出,他的一生,是電影的一生。在會上,從事電影文學、電影藝術研究的學者從藝術上探討了吳貽弓電影作品的思想性、藝術性,吳貽弓導演的同事和友人回憶了與吳貽弓導演共事的點點滴滴,從中勾勒出吳貽弓導演“德藝雙馨”的垂范精神。

  他用一生為我們後人樹立了榜樣

  羅  毅

  上海市文化和旅遊局副局長、市廣播電視局副局長

  吳貽弓同志的一生,是為中國電影藝術辛勤付出、努力奮鬥並獲得傑出成就的一生。作為中國第四代導演的領軍人物之一,他執導、創作的大量影片以及音樂劇、話劇等,均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精湛的藝術性,具有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底蘊和豐富的社會人生哲理。吳貽弓同志的作品,實現了幽沉的歷史感與鮮明的時代性的統一,實現了濃鬱生活氣息與高度文學提煉的統一,實現了精妙藝術構思與鮮活人物刻畫的統一,實現了細膩情感表達與抒情詩般唯美風格的統一。尤其是他的代表作《巴山夜雨》《城南舊事》《闕裏人家》等,將歷史與當代、國家與家庭、群體與個人,以藝術形象有機地結為了整體,體現出濃烈的家國情懷、高度的文化自覺和先進的創新意識,為幾代人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歷史文化記憶,並享譽海內外。

  吳貽弓同志是一位卓越的電影事業家、教育家和活動家。在他的倡議、主持和參與下,1996年創辦了中國上海國際電影節。如今,上海國際電影節已成為享譽世界的A級國際電影節,圓了幾代中國電影人的夢想,也成為一張最亮麗的上海文化品牌。吳貽弓同志在擔任中國文聯及影協、上海文聯及影協等群團職務時,為中國電影藝術的發展以及與世界電影的交流與合作,都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還在京滬眾多高等院校,培養了大批電影藝術人才;主持了《上海電影志》的編纂工作,真實詳盡地記錄了上海電影的百年歷程。正是因為在電影導演藝術、事業産業、藝術教育、交流活動等各方面的卓越建樹,吳貽弓同志獲得了第二屆上海文學藝術獎“傑出貢獻獎”、中國電影導演協會中國電影終身成就獎、上海電影節 “華語電影終身成就獎”等眾多榮譽。

  吳貽弓同志畢生致力于中國電影的繁榮和發展。他説,電影的繁榮和發展起碼要有三個標志:一是好作品源源不斷問世;二是人才持續不斷涌現;三是電影市場反應熱烈,觀眾熱情高漲,尤其對好影片的反響非常熱烈。這是一位深愛電影藝術、深諳電影創作與審美規律的藝術家和管理者的“金言”。可以告慰吳貽弓同志的是,上海電影、中國電影正在朝他所向往和標示的方向,努力攀登。今年國慶期間,上海出品的《攀登者》受到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影片中既表現了國家任務和人類使命,又展示了個人命運和情感,體現出博大而深沉的思想和藝術力量。目前上海電影、中國電影發展勢頭良好,廣大電影人立足新時代,找準新坐標,推動新發展,正努力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精神生活的新需求和新期待。上海電影在全國電影大發展大繁榮的背景下,正緊緊圍繞“建設全球影視創制中心”的目標,早日實現兩個“打造”,一方面牢牢抓住創作,把“上海出品”做成品牌,打造上海電影創作高地;一方面牢牢抓住工業體係建設和人才培養,打造上海電影的工業體係“閉環”和人才“閉環”。

  吳貽弓同志用自己的一生,向我們、向後人樹立了一位熱愛人民、熱愛藝術並為之奮鬥終生的電影人的榜樣。即使是在病重期間,吳貽弓同志依然心係電影,在病榻上寫下“上海電影萬歲”六字。讓我們望著這座高峰,懷著這份思念,攜著這份使命,繼續不懈攀登,向世界展示中國電影的風採!

  吳導的一生是不斷進取、勇攀高峰的一生

  路  侃

  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

  我抱著崇敬而莊肅的心情,來到上海,來到文聯,與大家一起紀念中國文聯榮譽委員,中國文聯原副主席、中國影協原副主席吳貽弓同志,緬懷他的音容笑貌,回溯他的藝術成就,追尋他的文化追求,並以吳貽弓同志的文化精神,激勵當代的電影人和廣大文藝界人士繼續努力,不斷前行。

  作為中國第四代導演的代表人物之一,吳貽弓同志既擁有傳統文化的深厚底蘊,又具有時代社會的鮮明色彩,以其天賦才華、卓越創造,在電影戲劇結構、拍攝手法、鏡頭語言等各方面形成了獨到的風格,實現了豐厚的造詣。吳導的代表作《城南舊事》被公認為將“傳統美學和現代電影語言完美結合起來的作品”,節制的情感表達、含蓄的詩化對白、宛如水墨畫般的風光人情,成就了這部影片鮮明的現實主義風格和蘊藉的民族審美特徵,深受觀眾喜愛,在海內外獲得了廣泛和深刻的影響。值得一提的是,《城南舊事》所獲得的馬尼拉國際電影節最佳故事片金鷹獎,不但是改革開放後中國電影第一次獲得世界大獎,成為當代中國電影走向世界的開端;更使“言盡而意無窮,篇終而神自遠”的中國風格,在世界電影界上獨樹一幟。

  我本人也是吳導的影迷。通過欣賞他的作品,閱讀他的著述,體會他的言行,我深深感到吳貽弓同志的人格魅力、藝術情懷和文化追求,大致總結為三個方面。

  一是永遠進取的樂觀主義。從真正意義上看,吳貽弓同志的第一部故事片是《巴山夜雨》。此片攝于1980年,他已四十二歲了。由于政治運動和歷史變故等原因,吳導的藝術生涯遭耽擱,創作起步比較晚。然而,就在這十多年的寂寞歲月裏,在勞苦、困頓的環境下,他卻從未放棄過自己的電影夢。他利用業余時間鑽研《資治通鑒》《綱鑒易知錄》等古典名著,反復精讀《毛澤東選集》《魯迅全集》《郭沫若全集》等當代經典,修文化之行,培思想之精,養浩然之氣,以待時機。在這段別人似乎看不到前路的時期,他不但充滿了理想,甚至還付諸了實踐,創作了話劇劇本《文信侯》等。正是憑著對藝術的執著信念、對文化的永恒理想,吳貽弓同志終于迎來了“永遠不能算遲到的春天”,在改革開放後很快崛起。吳貽弓同志曾説:“我一直相信機會總是對那些有準備的人特別青睞。”我認為,這份“相信”的背後,是對藝術生命的樂觀、對藝術理想的堅守,值得我們文藝界的後輩好好學習。

  二是謙和大氣的為人之道。吳貽弓同志曾反復説自己“是一個幸運兒”。他從小熱愛電影藝術,考入了新中國第一所電影高等學府——北京電影學院,畢業後進入海燕電影制片廠,跟隨沈浮、孫瑜、鄭君裏等老一輩導演藝術家從事創作。從他們身上,吳導學習到了寶貴的藝術經驗和執著的人文精神,獲益終生。在電影藝術生涯中,他始終感念各位領導、各位同事、朋友、家人的鼎力支持、幫助和照料,並心懷感恩之情。吳貽弓同志一生獲獎無數,在電影界、文藝界乃至社會上擁有極高的榮譽和聲望,但他從沒有絲毫驕矜和半點自滿,虛懷若谷、大氣謙和,為我們文藝工作者樹立了好榜樣。

  三是不斷進取的勇者風范。吳貽弓同志的一生,是不斷進取、勇攀高峰、追求卓越的一生。他從1984年起開始擔任上海電影係統的行政領導職務,為了兼顧行政事務和藝術創作,用他的話説,是“把每一分鐘當作兩分鐘去利用”,拿出雙倍的精力學習電影管理、致力電影事業。在他的主導和推動下,上海電影乃至中國電影實現了兩項“零的突破”,一是中國上海國際電影節的創辦,二是《上海電影志》的編纂出版。中國上海國際電影節是中國的第一個國際A級電影節,《上海電影志》是中國第一部完整的地域性電影志,這兩項工作,一件指向中國電影的過去與成果,一件指向中國電影的將來和發展。吳貽弓同志的開拓之功,得益于他在藝術和事業上的勇氣,正如他自己所説:“對于一個人來説,勇氣真是必不可少的。有了它,才會有一切。”“一個真正的人,只要認準了方向,就必須勇往直前。只有克服了怯懦,打起了精神,一切從零開始,才有可能去贏得新的成就”。他的這些真知灼見、金玉良言,帶給了我們的經驗、智慧和力量,鼓舞我們向新時代文藝工作的高峰不斷攀登。

  上海剛剛舉辦了吳貽弓同志的電影回顧展,再次吸引了大量的觀眾。他的電影經過時光的淬煉,依然打動人心,這正是因為吳貽弓的敏銳的思想、精湛的藝術、高超的水平,特別是他對電影、對人生、對社會、對人民的真摯的愛、真心的悟和真情的付出。衷心希望我們的電影人,我們的文藝工作者認真領會、忠實繼承吳貽弓同志“德藝雙馨”的精神,以赤子之心為藝、以人民之情創作,真正做到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為時代畫像、為時代立傳、為時代明德”的文藝工作者應盡的使命。“電影萬歲”!願以吳貽弓同志晚年的這句題詞,與我們廣大電影人共勉,與我們廣大文藝工作者共勉。

  吳導的藝術情懷永遠和中國電影人同在

  閆少非

  中國電影家協會分黨組副書記、秘書長

  今天,我們懷著十分崇敬的心情在這裏舉行座談會,暢談吳貽弓先生的導演藝術與文化精神,緬懷他為中國電影事業作出的卓越貢獻,追思他飽含激情、燦爛輝煌的電影生涯,學習他熱愛祖國、追求真理、敢于擔當、德藝雙馨的高貴品格。

  吳貽弓先生是我國第四代電影導演的代表人物,在電影藝術道路上,先生始終堅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神,鍥而不舍,銳意創新,以頑強的力量和博大的胸襟,挽起堅韌之“弓”,射出求索之“箭”,為中國影壇、為廣大電影觀眾奉獻了一部部經典佳作。《巴山夜雨》流露的哀而不傷、怨而不怒,《城南舊事》表達的細膩克制,《姐姐》刻畫的真實質樸,《少爺的磨難》表現的人性反諷,《流亡大學》關注的國家命運,《闕裏人家》探討的文化傳承,《月隨人歸》宣揚的人性至善,《海之魂》演繹的海洋深情,無一不印證了先生駕馭不同題材不同類型的、高超的導演藝術,以及先生守正創新的藝術態度和文化精神。

  吳貽弓先生是一位睿智幹練、眼界開闊的電影事業家。先生曾在上海多個領導崗位任職,2003年,當選中國電影家協會第七屆主席。他的後半生,犧牲自己藝術創作的時間,在領導崗位上勤勉工作、傾盡心血,為上海電影、為中國電影的繁榮發展作出了卓越貢獻,為中國電影界作出了的傑出示范,為中國電影家協會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先生是一位真正的藝術大家。他用自己的一生踐行著電影理想、踐行著對祖國和人民的摯愛;用自己的作品書寫著雋永的藝術追求,書寫著真摯的家國情懷;用自己的言行詮釋著德藝雙馨的內涵,詮釋著電影工作者的責任和使命。當前中國電影事業昂首跨入新時代,電影創作呈現出積極健康、蓬勃發展的良好局面。中國電影家協會作為黨和政府聯係電影界的橋梁和紐帶,向吳貽弓先生所代表的電影前輩對電影藝術的摯愛、對電影事業的堅守,致以崇高的尊敬和深切的緬懷,我們將繼承先生的家國情懷,發揚先生的藝術精神,堅持方向,堅定信念,堅守初心,為實現“電影強國”的理想不懈努力!

  最後我想説,先生已逝,大道尚存。吳貽弓先生的藝術情懷和文化追求,永遠和中國影協同在,永遠和中國電影人同在。

  紀念吳貽弓老師

  奚美娟

  中國文聯副主席、上海市文聯主席

  今年6月3日,我去上海瑞金醫院看望了吳貽弓老師。那時吳老師雖然已經被病魔折磨得瘦骨嶙峋,但是他的精神還是很好,我們聊天、開玩笑,還分享了文聯買去的蛋糕,他説他最喜歡吃甜的東西。那天分別的時候,我們都沒有戀戀不舍,因為都覺得還有很多時間一起吃蛋糕,但是吳導就這樣悄悄地走了。

  吳貽弓老師深深刻印在我們心目中的不僅是他那溫文爾雅的笑容,還有那一係列不可磨滅的影像作品。吳老師是一名個性鮮明的藝術家,如同一道清流在時代的洪流中留有自己清晰的印記。

  記得1980年,中國電影事業還處在“撥亂反正”階段,因此揭露“傷痕”的社會悲劇成為時代主流。然而吳貽弓老師獨辟蹊徑導演了《巴山夜雨》,在山河美、人性美、抒情美的電影敘事中,描寫出黑暗時代的一線光明,真是“問君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影片的纏綿風格和唯美藝術就像李商隱的詩一樣,讓人在惆悵中感受到濃濃的人情和生活的暖意。

  上世紀80年代是思想解放的年代,文學創作越來越強調思想的深刻性和內容的尖銳性,甚至成為一個時代的影評標準。然而吳貽弓老師又一次別開生面地奉獻出懷舊電影《城南舊事》。這部電影跨越海峽兩岸,把臺灣作家林海音的懷舊之作搬上銀幕,通過呈現老北京的日常生活細節,推出了“文化電影”的新視野。一年以後,第五代導演拍出了標志性的文化電影《黃土地》,但是作為第四代導演的代表作《城南舊事》已經“春江水暖鴨先知”,預報了中國當代電影藝術春天的到來。

  上世紀90年代,電影開始走向市場,出現了多元發展的探索格局。我那時已經從一個話劇演員,慢慢地轉向了電影領域。記得1992年參與拍攝了電影《蔣築英》,有幸獲得中國廣播電影電視部優秀影片獎的最佳女主角獎,那一年上海獲獎的電影是吳貽弓老師導演的《闕裏人家》,吳老師獲得最佳導演獎,朱旭老師獲得最佳男主角獎。在那一次頒獎會上,我第一次近距離與吳貽弓老師在一起與他分享了藝術創作的榮譽和喜悅。《闕裏人家》直面當下社會生活,描寫了市場經濟發展與古老中華文化傳統之間的衝突,影片題材是重大的、尖銳的,但一如既往地寄托了“淡淡哀愁”的敘事風格,顯現了文化電影所達到的高標水平。

  《巴山夜雨》《城南舊事》《闕裏人家》三部影片是吳貽弓老師成熟電影風格的代表作,吳老師用美輪美奐的藝術表現手法,創造了獨特的抒情風格。在電影綜合藝術上,整體性地提高了我國的電影創作水平,並且在把重大社會題材與美好抒情敘事相結合的探索實踐中,提煉出寶貴的經驗。

  最後我想表達一下我個人對吳貽弓老師的感激之情。記得還是在90年代中期,上海婦聯牽頭為我舉辦過一次表演藝術研討會,吳貽弓老師那次也來了,並作了壓軸的發言。吳老師在發言中沒有一味地誇獎我,而是對我的表演提出了許多希望和將來努力的空間,聽得出來他對我的表演優點和不足都做過認真思考,語重心長,讓我非常感動。吳老師鼓勵和希望,實際上也是對年輕一輩上海電影人的鞭策,對此我一直牢記在心上。我想我一定會不斷地努力,為中國電影貢獻出自己的綿薄之力,以表對吳貽弓老師永遠的思念。

《巴山夜雨》

吳貽弓先生是中國電影代際轉折的標志性人物

任仲倫

中國影協副主席、市文聯副主席、上海影協主席,上影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

  吳貽弓導演是共和國電影代際轉折的標志性人物,也是上影和上海電影的中流砥柱。他影響著整個中國電影史。

  吳貽弓導演的電影充沛體現出第四代導演的藝術信仰,他們與前輩的電影表達出強烈的政治激情有了區別;與後來者頑強的表達自己的藝術傾向有了不同。

  吳貽弓導演想與理想親近,與生活親近,他具有這樣的天性。這讓我想起舒婷早期的詩歌《童話詩人》有這樣一句詩,“你相信了你編寫的童話,自己就成了童話中幽藍的花”。這一代導演是有童話情懷的,但是他們不是純粹的童話詩人。他們是有理想的,有理想就有力量。他的電影總是有一種純粹,總是喜歡過濾太多的黑暗,去尋找生活的暖色。《巴山夜雨》描寫“文革”這段苦難,你期待不到那種戲劇般的劍拔弩張,而是溫潤的人性復蘇和化解。《姐姐》是當年被錯過的一部很好的電影,我的第一篇評論文章發表在《解放日報》,寫的就是《姐姐》。今年春節我去看望吳導,他謙和地表示這倒是緣分。吳導從幾個女兵的信仰出發,堅強也是一種女性堅韌的堅強。我認為這部影片對中國電影影像與聲畫的探索具有先驅意義的。

  《城南舊事》被譽為最“吳貽弓的電影”,那種用情緒結構起來的情節是吳貽弓導演擅長的。影片用小英子的眼睛,連接起生活中的零零星星。導演用純粹的電影語言,把中國詩詞最擅長表達的別情離緒表現得淋漓盡致。加上李叔同《送別》的意境,或是夕陽山外山,或者知交半零落。這是電影的導演的高級,所以它成為經典。但是,“詩意電影”並非他的所有。《少爺的磨難》與《闕裏人家》,前者喜劇般的戲謔,後者歷史感的凝重,同樣是吳貽弓電影。

  吳貽弓導演對中國電影的貢獻不僅僅在電影藝術,還在電影事業的方方面面。因為功勳卓著,所以他是中國電影史上的一座山峰,以後人們看到或者沒有看到,他都會站在那裏。人們要登上去很難,即使你想繞過去,不容易,也很難。

  “上海電影萬歲!”——這是吳貽弓對整個上海電影,以及中國電影的囑托和期待。我想所有為之奮鬥的奮鬥者,他們拍攝的影片和體現的精神是不朽的。致敬我們的吳貽弓導演!

《城南舊事》

詩意的溫情——吳貽弓先生的藝術追求

汪涌豪

上海市文聯副主席、上海評協主席,復旦大學教授

  自上世紀拍出《巴山夜雨》《城南舊事》兩部電影後,吳貽弓就確立了他在第四代導演中的地位。眾所周知,較之活躍于20世紀初至20世紀20至40年代的中國第一、第二代導演,乃至謝鐵驪、謝晉為代表的第三代導演,這批60年代從北京電影學院畢業的中堅,包括謝飛、黃蜀芹等人,幾乎撐起了其時中國電影的半壁江山。他們經歷過艱苦歲月的洗禮,飽受時代滄桑的煎熬,因此有很強烈的家國意識,並從不諱言自己的職業理想與所身處的社會-歷史的相關性。至于藝術上,則誠如學者指出,能注意將西方現代電影語言與中國傳統的意境融合在一起,從而形成了極為獨特的整體風格。

  倘將這種風格説得具體,就是散文化和抒情性。表現為相對于技術,他們更關注故事;相對于敘事的生動與情節的新奇,他們更重視人物情感的詩意演繹和溫情浪漫的氛圍營造,並在整體基調和風格上,以凸顯這種詩意溫情的“內轉性”而非“外旋性”力量為最高追求。而吳貽弓是將這種追求表現得最完美、完成得最徹底的一位。考慮到那個時代,中國特殊的社會歷史環境乃至人們共同的心理環境,類似“傷痕文學”及其反思類文藝在全社會的風行,這種在表現現實、回應當下過程中時時不忘向傳統回歸的詩性努力,就顯得特別的不同凡響,因此也特別難能可貴。

  現在,對于《巴山夜雨》《城南舊事》以及《闕裏人家》等電影所體現出的詩意的溫情,乃或獨具個人風格的含蓄的抒情性,包括《巴山夜雨》聚焦人性的表現,而非好人壞人的區分,尤其大到以船為核心意象,含示風雨如晦的大時代中,國家與個人命運的流蕩與播遷,小到以主人公秋石房間中的杜甫塑像、《陸遊集》和魯迅素描等物來烘托人物的性格趣味,以及怨而不怒、哀而不傷的總基調,人們大抵都給出了肯定的評價。對于《城南舊事》有意調用“藝術上的重復”,包括讓《驪歌》音樂不斷唱響,伴著井臺打水、學生放學等鏡頭的多次出現,同時長鏡頭特別多,空鏡頭的運用特別成熟,都很完滿地實現了導演“要留出時間讓觀眾去想”的初衷,適切地不加説明地傳達了電影想要表現的主題,更早已使電影成為難得的經典。或許,面對當今工業制作和硬科技特性的狂飆突進,對他能接續老一輩電影人如鄭正秋、張石川、吳永剛、沈浮、孫瑜的探索欲創造,走出一條“散文電影”“詩化電影”的新路,給予怎樣高的評價都是不過分的。

  而探究這種成功,不能不説與吳貽弓個人的經歷、教養及由此形成的藝術理想與審美趣味有關。自小受到的江南文化的浸染,書香門第中父親潛移默化的影響,還有對以寫意為核心的傳統藝術的喜愛,都使他選擇用自己的眼睛去觀察世界,表現世界。他曾親口告訴過我自己是如何癡迷傳統文化,喜歡唐詩宋詞,年輕時能大段大段地背誦。只是後來記憶力衰退,忘了許多。但其實,傳統中國人的審美趣味,諸如有無相生、虛實相間、陰陽和諧、以少總多等創造原則,乃至意象與意境的營建,純凈化的格調與風格的凝練等,早已進入他的思維,自覺不自覺地對他的創作發揮了真久而深遠的影響。

  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他在敘述策略上癡迷一種“長河型”的詩意表達,表現為對長時段和大時代中人物命運的關注,如他後期所拍的《闕裏人家》,講述了闕裏街五代同堂的孔德賢家的日常故事,孔令譚、孔德賢、孔維本三代人不同的命運,既關乎個人的選擇,又被裹挾進半個多世紀以來變動不居的時代洪流,無不與中國社會的整體性變遷息息相關。但即便如此,他依然能不避散文化敘事,在保證故事與人物完整性的同時,讓全片慢慢往外滲出一種特別的浪漫、輕煙般的微哀與無處不在又無從著握的淒迷,從而給他所要表達的慘淡人生披上了一層詩意而溫情的靈光。法國電影美學家馬賽爾·馬爾丹《電影語言》曾説:“電影語言含有各種言外之意,又有各種思想延伸,因此我們更應該將電影語言同詩的語言相比。”吳貽弓的電影真做到了這一點。

《姐姐》

他是一個詩意的現實主義者

石  川

上海影協副主席,上海戲劇學院教授

  我大概説三個意思:一、對吳貽弓導演和第四代導演整體的歷史評價問題。二、吳貽弓導演的電影中所表現出的文化觀念和價值觀念,對我們今天的電影創作,以及整個中國電影文化發展有何借鑒意義。三、吳貽弓導演給我們留下的文化遺産,對我們今天有何啟示。

  關于吳貽弓導演和第四代導演的評價問題,我要強調一點,過去對他們的評價,可能是以西方的美學觀念為支撐的一種解説,我認為對于這種講法,今天可能需要反思。從2005年、2006年起,我有很多次機會跟吳貽弓導演做深入交談,特別是2012年,我們連續做了兩三個月的對談。今天我可以很肯定地説,支持吳貽弓導演電影創作的最大的文化概念,並不是西方的美學,吳貽弓的美學支撐,主要還是我們中國傳統的詩意的敘事。

  吳貽弓導演和謝晉導演都是我們上海電影界的前輩,這兩個人個人的個性完全不同,他們的電影風格也差異巨大。風格即人,吳貽弓導演也是這樣的。他的個性是什麼呢?他是與共和國共同成長起來的一代,有著非常強烈的共和國情懷,是一個堅守傳統儒家觀念的理想主義者。今天重新定義吳貽弓,我更傾向于用另外一個詞:他是一個詩意的現實主義者。一方面他有抒情的傳統、詩意的表達,同時他也緊扣時代和社會的主題。比如,他為什麼要拍《巴山夜雨》?這是當時撥亂反正的社會現實所決定的。他為什麼要拍《城南舊事》?是1979年1月1號我們全國人大發《告臺灣同胞書》這樣一個重大政治事件所決定的。包括《少爺的磨難》,那是因為我們上海電影制片廠在經營上陷入某種困境,必須要在市場和商業上有所成就,于是吳貽弓導演自己帶頭去做,嘗試一個自己並不擅長的東西,這才有了《少爺的磨難》。一方面,他的美學觀念指向儒家的家國情懷,另一方面,他又立足于現實的土壤當中,用自己的方式回應現實提出的任何的問題和挑戰。我覺得這是吳貽弓導演很重要的個性風格。

  談論傳統儒家,除了經常説到的家國情懷,比如“以天下為己任”“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些情懷在吳貽弓導演的影片中或多或少都有彰顯——同時,我也要強調儒家的恕道,這在吳貽弓導演的影片中體現得非常鮮明。比如《巴山夜雨》,他不是像謝導那樣,以激烈的控訴的方式表達情感,他通過詩人秋石這個經典角色,以他身上的真善美的情懷,一點一點去感化對方,使得那些被極左思想蒙蔽的人轉變了立場,轉變了他們的情感和觀念。我覺得這樣一種方式,就是我們中國傳統儒家恕道所提倡的。

  當然最典型的就是《闕裏人家》,我至今認為這是一部被嚴重被低估、嚴重被忽略的偉大的作品。因為它生不逢時,出品在90年代,正是我們電影市場最不堪的時候,所以沒有得到評論界積極的評價。電影中,吳貽弓導演關心的是如何重建我們傳統的家庭、人倫、親情。我覺得這對當下中國確實非常重要。

  吳貽弓導演創辦了上海國際電影節,是《上海電影志》最早的主編。某種程度上,這構成了中國電影走出去,或者説中國電影要與世界進行對話,這樣一種非常積極的話語形態,我覺得這是我們今天年輕一代電影創作者和文化工作者必須要學習的。

《闕裏人家》

為人民謳歌的藝術大師——吳貽弓

汪天雲

上海影協原副主席,上影集團原副總裁

  我和吳貽弓導演很早就有交往,我想談一些感性的認識。

  我在上海師范大學中文係讀書時,因為魯韌先生的介紹認識了吳貽弓,要把我的短篇小説《我的小花貓》改編成電影,他跟我説吳貽弓是一個很有才華的青年導演,你好好跟他交流。當時我完全不懂劇本的寫作,吳貽弓很認真、謙和,他的文學功底特別好,這個劇本就是他幫我一點點改出來的,正是因為他有很好的文學修養,才讓他對劇本的把握非常準確。

  第二個讓我印象深刻的就是《開天辟地》的拍攝。那時我千頭萬緒,經常跟吳導談到很晚,後來他提了很有道理的一個觀點,還是要尊重歷史,用歷史的唯物主義和歷史的辯證主義觀點統貫全片。我覺得他的現實主義的創作精神、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和他現實主義的創作美學是非常強烈的。

  第三個是教育方面。吳貽弓同志在電影教育上是有貢獻的。我還在上師大的時候,我們就請吳貽弓來擔任碩士生導師。當時還不像現在這樣熱烈地學習電影,那時我們根本不知道這能不能培養出研究生,這個專業能不能成為一個大專業,但我們嘗試了。沒想到吳貽弓同志同意了。于是他在上師大招了第一屆研究生,收了兩個學生,認真備課、講學。今天,電影教育事業蓬勃發展,全國有600多所學校有電影專業,博士生也培養了一大批。當時吳貽弓同志身體力行,率先擔任電影碩士研究生導師,在這麼忙的情況下,還堅持來上課,我很感動。今天我們紀念吳貽弓的方方面面,他對電影教育的貢獻我們也是不能忘懷的。當時他幫助我們年輕人走上電影的道路,教育我們的年輕人從事電影産業、電影文化、電影事業,我覺得吳貽弓永遠是我們的老師。

      1983年3月,吳貽弓和石方禹(右)、鄭振瑤(左)于馬尼拉,《城南舊事》在第二屆馬尼拉國際電影節上獲獎後合影

他説他是那麼喜歡電影

江海洋

上海影協常務理事,上海電影制片廠導演

  吳貽弓導演走了,他的電影卻留在了人間,不僅僅留在我們觀影的記憶裏,也將永久留在中國經典電影史的史冊裏。他與電影同在。

  1982年我從北京電影學院畢業,分配到上海電影制片廠,跟隨吳貽弓導演拍攝了《城南舊事》《姐姐》《流亡大學》,完成了從場記、助理導演,到副導演的過程,為日後成為一名職業導演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師從吳貽弓導演,是我此生的幸運。他從未在我面前以師為師,卻是我最好的老師。師者釋疑解惑,吳師話不多,一旦出口,銘記一生。他曾經對我説:“真不知道為什麼,我是那麼的喜歡電影。”一個人一生最幸運的事,莫過于做他自己喜歡做的事。喜歡就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初心。因為喜歡,所以百折不撓,矢志不渝;因為喜歡所以虔誠敬畏,初心不改。

  吳貽弓導演1960年畢業于北京電影學院導演係。在漫長的等待中,他拍了第一部電影。他從未改變為電影而堅守的初心。他看小説,會把章章節節分成電影鏡頭。他知道電影對他意味著什麼,所以他知道自己應該為電影去做些什麼。這也是吳貽弓導演給我上的,讓我受用終生的第一課:熱愛電影。

  吳貽弓導演是一位從不在現場發火、罵人的導演,這在我所有認識的導演裏鳳毛麟角。我師從他拍攝了三部電影,僅僅看到他發過一次火。那是在《城南舊事》拍攝現場。影片中小英子和她生命中重要的人宋媽的離別,從此天涯,這完全是影片精華之筆。突然吳貽弓揚起手中茶杯,重重摔在地下。原來是為了一根馬車的韁繩。拍攝前,吳貽弓導演就囑咐過,這是富人家準備的馬車,韁繩必須考究。可那天在現場,道具準備的恰恰又是那副麻繩編的韁繩。這是應該發火的。但是當我走到他身邊,想安慰他的時候,仍在顫抖的他居然像一個委屈的孩子,他説:“可以怠慢我,你們不可以怠慢電影。”他為心裏神聖的電影而發火,也正是因為這份敬畏與虔誠,他是中國電影史上第一個喊出“電影萬歲”的電影藝術家。

  我也見過他沮喪的時刻,像一個失魂的孩子。那是1984年,他帶我去杭州,為《流亡大學》收集材料。那天下著大雪,他突然跟我説,接到上影廠黨委書記丁一打來的電話,讓他第二天上午9點必須到上影廠報到。吳貽弓回答説正在杭州收集材料,可能連車票都買不到。丁一書記説,就是站也要站回來。我們兩個真的是搭火車一路站著回來的。他抽著煙,沮喪地説,這件事終于來了。他被任命為上海電影制片廠廠長。盡管吳師擔任領導,暫別了導演的崗位,但他對上海電影所做出的努力有目共睹。他創立的上海國際電影節,業已成為中國唯一一個世界A級電影節,提升了上海電影的聲望,利在當下,澤綿後代。

  吳貽弓導演有著極其深厚的電影功底,看問題一針見血。他告訴我,一個好的電影導演能把一個一般的故事講得繪聲繪色,反之,一個差的導演則會把本來很優秀的故事説得蒼白無力。他告訴我,必須把文學優勢打破,用電影建立起全新的電影優勢。他告訴我,電影的思維是有別于其他任何藝術門類的獨立思維,電影不是文學的亞種,不是繪畫,不是攝影和戲劇的延伸,電影就是電影!電影人必須用電影思維。他告訴我,在銀幕上凡是有意表達自己內心的表演,都是虛假的表演,一如在生活中,凡是有人故意表達自己,引起別人注意,除非特殊需要,一般都是做作的。

  正是秉著這份電影思維,他拍出了中國近代史上最富電影特性的電影——《城南舊事》。他以散文化的形式,把生老病死表現得動人心魄。化大氣磅薄為雲淡清風,這是吳貽弓先生的人格與風格。

  身為大我幾輩的尊長,他始終與我以誠相待。拍攝時候,即便我因為經驗不足而造成問題,他也從來沒有責備過我。他尊重每一位成員,使我懂得了教養的含義。他此生對我説最後一句話也在文藝會堂,他的新書發布會。當他合上給我簽名的書的時候,他説:“海洋,我們在一起拍電影真開心。”對吳貽弓導演來説,加在“電影”之上的量詞不是“一部”,而是“一生”。吳導,來世我還給你當助手,我們還一起拍電影!電影萬歲!

吳貽弓,我的良師益友

成家驥

上海電影制片廠導演

  我原來不從事電影導演專業,從1979年4月18日我改行進入由著名導演魯韌主持的上影第五創作室,開始了與吳貽弓相遇、相識、相處和相知。他在二十年的時間裏,為上影廠導演了九部電影《我們的小花貓》《巴山夜雨》《城南舊事》《姐姐》《流亡大學》《少爺的磨難》《月隨人歸》《闕裏人家》和《海之魂》,一部電視劇《十八歲的男子漢》。除了《少爺的磨難》,我先後擔任了他的場記、導演助理和副導演。可以説,我是吳貽弓的長期追隨者、合作者。這在電影史冊上絕無僅有。近二十年的電影情誼,我終生難忘!

  我和吳貽弓的情誼始于“淚情”。

  1979年5月,《我們的小花貓》攝制組成立,要落實拍攝的景點和吃住的場所。當時外景確定在青島。打前站,需要人去聯係並落實。一開始我因為個人原因沒有答應。吳貽弓就與我談了他的心裏話。他説,“小花貓”是我導演的第一部戲,外景地選在青島,沒有人去聯係落實,我就拍不成了。我理解你的處境和心情。現在攝制組沒有比你更合適的人選去打前站,請你幫幫我。他邊説邊流淚,真情懇求我。我當即就答應了他。最終,外景拍攝任務如期順利完成,後來影片還得了獎。在我人生的困難期間,吳貽弓同情我,理解我,多次為我流下熱淚。他曾拍著我的肩膀,跟我説:“好好的,我們一起幹。”對此,我牢記在心。

  吳貽弓,是我的恩師。我學的是表演,改行錄音,後來又從事共青團、黨支部工作,對電影導演這一行是陌生的。不懂行,在導演部門任場記工作,連一張場景表也制訂不出,怎麼辦?吳貽弓作為導演,他不厭其煩地手把手幫我完成了第一張場景表的制訂。後來,我制訂的場景表十分詳細,把群眾演員數精確到個位數,連道具的類別和數量都有要求,這都得益于吳貽弓對我的示范和開導。

  當時的我連反軸是什麼含義,怎麼把電影劇本上的文字描述變成可看性的視聽作品,都一竅不通。吳貽弓告訴我,拍攝前的準備,現場拍攝的掌控,後期制作的過程,每一步都必須心中有數、胸有成竹。他希望我成才,于1982年12月9日給我贈送了一本剛出版不久的《電影語言的語法》的精裝本,以示“合作留念”。

  可以説,我之所以有今天,完全是由于吳貽弓的幫襯而得來的。

  我和吳貽弓有長達二十年的情誼,私交很好。他屬虎,我屬龍,俗話説“龍虎鬥”。但是,我和吳貽弓,從來沒有鬥過。相處極好,純情純真。吳貽弓經常對人説,老婆張文蓉屬龍,副導演成家驥也屬龍,我和兩條龍相處都很好嘛!情似兄弟。幾十年來,他叫我“阿驥”,我直呼其名“吳貽弓”。

  由于吳貽弓對電影的執著,對電影的真愛,他不僅拍出了中國電影的經典——《城南舊事》,為中國電影在世界上獲得第一個國際大獎;他導演的九部電影、一部電視劇在國內外獲得了四十二個獎項;他主持創辦了“上海國際電影節”;他主編了《上海電影志》;今年五月,他第一個喊出了“中國電影萬歲!”可以説,吳貽弓,在中國電影界是個頂天立地的精英!

  吳貽弓,是我的良師益友。在今年六月份的時候,我去他家探望他時,他還關照我,“年齡大了,人老了,首先要保重身體;有可能時,還是要參與電影活動。我們要做一個電影人!”吳貽弓的話促使我又參與了一次電影的拍攝工作——八十歲的我在由徐崢導演的《我和我的祖國》中的《奪冠》篇中,擔任了“石庫門老頭”的演員角色。這部電影在七十周年國慶的七天假期裏贏得了二十多億的票房收入,深受廣大觀眾的歡迎和厚愛。

  “做一個電影人!”吳貽弓説得對!做一個電影人,就是要為上海電影,為中國電影做貢獻。吳貽弓,做到了。吳貽弓為上海電影,為中國電影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吳貽弓,永遠在我心中。

2012年,第15屆上海國際電影節組委會授予吳貽弓導演“華語電影終身成就獎”

心靈的共振

李志輿

上海戲劇學院教授,演員

  大千世界,蕓蕓眾生之中兩個陌生人的相遇,都説是一種緣分。吳貽弓導演和我,兩個素昧平生的中年人,在1980年的春天相遇,那就不僅僅是種緣分了,而是一種心靈的碰撞。我是上海戲劇學院表演老師,是被借到《巴山夜雨》劇組來的。對這部影片的前期籌備工作完全不了解,只聽説編劇、導演等主創人員,乘著長江客輪在三峽走了多個來回。當編劇葉楠完成劇本的時候,導演為首的主創也完成了採景工作,劇組很快轉入了拍攝前的準備階段。

  導演召集全體演員集中的那天,我的印象已經模糊,因為畢竟已經過了快40年。只記得中間休息的時候,吳永剛老前輩跟我説,這部戲就像一杯碧螺春,淡淡的,喝完了會有些回味。我立刻就想起了正在細細閱讀的吳貽弓導演的分鏡頭劇本,他體現的正是這樣一種獨特的影片風格。

  一杯碧螺春,這種形象比喻,誰聽了都能懂。可吳貽弓導演要把這樣一部影片拍出來,卻是一副千斤重擔。中國電影的編導演創作,都有戲劇化的明顯傾向,因此要拍這樣一種風格的影片,無疑是對中國電影創作的一種挑戰。一個明顯的特徵,就是演員離不開臺詞這根拐杖,大段沒有臺詞的戲不知道該怎麼演,而秋石這個角色,在影片的前半部沒有一句臺詞。不難想象,當時可供吳導選擇的演員真的不多,因此他才把目光轉向我這個只拍過一部戲的新手。定下我之後,我相信他心裏是不踏實的。因為雖然我第一部戲演的是知識分子,但是著名詩人秋石的份量,遠非一般的知識分子可比。

  當時的拍攝設備、工藝還很落後,導演在現場沒有監視器可看。記得上船開拍之初,要拍秋石的一個近景,用的是邊角鏡頭。機器架好之後,吳導在我的視線范圍內悄悄地出現了,他眼睛近視,不斷走近我,一直到我面前6、7米處,用他典型的表情,緊皺著眉頭盯著我看。我無法進戲了,只好請他做了一個請走開的手勢。他苦笑了一下,立刻走到攝影機後面去了。對吳導出現這種反常的舉動,我這個當了20年教師的人完全可以理解。在我們倆整個合作過程中,話一直不多,默契卻很快多了起來。吳導在看過幾批樣片之後,對我演的秋石放下心來。當時拍攝用的是進口膠片,我絕大多數鏡頭都是一條過的。

  吳導運用鏡頭語言十分細膩嚴謹,分鏡頭劇本中,每個鏡頭的長度都有嚴格的把控。影片末尾秋石父女相認,最後臉貼臉擁抱的那場戲,吳導發現長度不夠,堅決要求補拍。然而不可能上船補拍了,攝制組趕快把那個小姑娘找來,最後在廠裏的某個角落補拍完成特寫。後來看,這個鏡頭的補拍很有必要。

  影片公映以後,觀眾好評如潮。吳導在接受採訪時有一段話説到我,大意是正當我追求那樣一種影片風格的時候,我很幸運遇上了李志輿這樣的演員。電影是導演的藝術,其實該慶幸的首先是我,我遇上了吳貽弓這樣性情相投的導演。秋石的內心十分強大,他用詩人的眼睛觀察著周圍的人和事。不準亂説亂動,可他心裏熾熱的活動,是誰也禁止不了的。作為演員,只要我準確找到秋石在各個場景的內心體驗,吳導就能用他的鏡頭語言,把秋石的思想情感極度放大後,推到觀眾的面前,其震撼人心的力量遠比臺詞更為強大。

  總而言之,我與吳貽弓導演在《巴山夜雨》中的相逢,可以説是兩個人心靈的碰撞,是兩個人的思想、情感、電影美學觀的交融和共振。上個世紀80年代的前面幾年,一批有良知,有擔當的中國電影藝術家,憑良心、動真情地拍出了一批能夠反映中國民心、民意的好電影,一批感人的良心之作、骨氣之作,吳貽弓導演的《巴山夜雨》,無疑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部。那幾年是中國電影創作的黃金期,構成了中國電影史上輝煌的一章。

重新感受吳貽弓導演

鄭大聖

上海影協副主席,上海電影制片廠導演

  這次我們在上海電影博物館重溫了吳貽弓導演的九部電影,從這些膠片裏頭我們再一次體會吳貽弓導演當時的心思。

  如實地説我非常驚訝,誠然電影技術一直在進步,電影語言風格變化也是極其熱鬧。但是作為電影的作者,導演的心思未必都是與時俱進的,卻往往是與時代互相裹挾一同沉淪了。

  這九部片子在當年並不都是時鮮的。但是今天看來,我驚訝于非但是 “新”的,而且“先”,先鋒的“先”,超強的“先”,從中體會到吳貽弓導演的心思,先于世代的發聲和洞見,體會他雖然飽經磨難卻依然溫存的自律和哀而不傷的自持,體會他憂世傷生的讀書人本色……凡此種種,不僅是《巴山夜雨》,還包括《闕裏人家》這樣太被忽略的電影,《闕裏人家》家國同構,而且完全不回避社會轉型期的矛盾,那是一個多麼偉大的預言,早于我們現在已經變成口頭禪,在今天我們説“文化自信”之前,就有一部電影叫《闕裏人家》談到了這個。以及《姐姐》對電影語言實驗的程度,恐怕是九部影片裏更極端的。

  我們上大學第一學期的第一課,是吳貽弓導演給我們講的。他給我們講王國維論治學的三重境界,下課前的結語他語重心長,用他一貫的很平和、很緩和的聲音,但是用心用意很深遠地説:“能否有一點成就?望諸位好自為之。”這是他給我們上課結語的原話。吳貽弓導演對我們來説,一直是一位先生,像這樣先生式的導演恐怕以後也不會再有了。所以對我們這一輩而言,我們永遠的光榮,也是永遠的警醒和鞭策,是吳貽弓導演給我們上的電影的第一課。

海電影博物館“光影初心·時間膠囊“裝置裏吳貽弓的感言

吳貽弓與中國電影現代化運動

厲震林

上海影協常務理事,上海評協理事,上海戲劇學院教授

  在中國電影史上,作為一個運動和思潮,俗稱的“第四代”導演是存在時間最短的。當年,他們集體發表《北海宣言》,宣告一個代際開始,並以《苦惱人的笑》《生活的顫音》《小花》《城南舊事》等影片證實。五年之後,在“幽靈”一般呼嘯闖入中國銀幕的“第五代”衝擊之下,“第四代”便迅速瓦解,而轉化為個人行為。“第四代”是中國電影現代化運動的始作俑者,但是,最終卻自覺後衛了。

  五年之癢,吳貽弓卻已經在如此短暫的時間裏,完成了一個電影導演的形象塑造,在中國電影史上留下或婉約或濃烈或悲壯的一頁,並最早為世界所接受,也為中國社會所熟知。

  吳貽弓的幸運何在?因為在中國電影現代化運動中,他始終是一個先行者,一個儒雅、睿智和詩情的先行者形象,長長地投在中國電影的歷史背影上。吳貽弓提出,現實主義發展必須與現代化相提並論,沒有超前便沒有進步。他的每部影片,都有既定的美學目標,充滿前衛意識與理性自覺,既有可能是“現存審美范式”的舍棄,也有可能向“經典審美范式”致敬,或者開創“新的審美范式”。

  但是,他又不一味地超前,而是合理的中庸,或是傳統的完善,他在創新與經典之間努力尋找著平衡。盡管這種平衡是十分艱難的。

  他的電影,有極大成功的,也有票房庸常的;有成熟圓潤的,也有跨度生澀的;有吸收廣元的,也有堅守傳統的。他是“第四代”的一個標本,蘊含有豐富的“第四代”人文內涵,反映了“第四代”的歷史進步性和局限性,他們是改良派,而非“第五代”的革命,他們的電影如同春風徐來,比“第五代”意韻更加深遠和雋永。吳貽弓是“第四代”的一個美學存在。

  中國電影現代化運動所涉及的形式美學、紀實美學和影像美學三個階段,吳貽弓均以適度超前的先行者姿態,或引領或深化或加魅,將個人的美學理想深深鑲嵌其中。

  他的第一部短片《我們的小花貓》,當時的主體文化格局是“傷痕文學”,表現一種政治控訴和政治翻身,他卻是“小寫”,寫了老人、小孩與一只小花貓之間的關係,回避了“文革”場景的“正寫”,以一種悵然若失的情緒,折射了時代的風雲,飄蕩著淡約的人性人情。與同時期其他導演比較,無疑棋高一籌,且流露了一種個人風格。

  與吳永剛聯合導演的《巴山夜雨》,則是進一步深化,一是將容易産生煽清效果的戲劇性橋段“虛寫”,而聚焦于內心的變化,或者靈魂的撞擊,將人作為電影表現的中心,有著濃鬱的人本主義精神;二是不像其他影片一樣“主題清晰”,政治鬥爭或者好人壞人一目了然,該影片主題是含蓄深沉,他自己説“真正好的作品,它的主題思想並不那麼容易用幾句話來概括”;三是散文化風格漸趨圓熟,已然可以發現《城南舊事》的端倪;四是吸收了若幹形式美學的修辭手法。在當時的歷史坐標中,《巴山夜雨》是一座美學的高峰,有創新有個性有發展。

  紀實美學階段,巴讚、克拉考爾的紀實理論在與中國導演的遇合、掩體和誤讀的關係中,已經産生了《沙鷗》《鄰居》《見習律師》等較為典范的影片文本,但是,吳貽弓驚為天作的《城南舊事》,在紀實美學初級階段的基礎之上,將紀實美學與中國傳統的意象美學無縫融和,以離別作為情緒和情節的勾聯中心,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童年遠去了遠去了,比青澀含混的紀實美學大大推進一步,是一部標準的中國氣派、風格和特色的模范影片。如果中國電影學派能夠確認,《城南舊事》就是經典樣本。

  在張軍釗、張藝謀、陳凱歌掀起的影像美學思潮之前,吳貽弓的《姐姐》已有最早的實踐。應該説,吳貽弓是影像美學的肇始者。《姐姐》輕敘事,重影像,希望能夠實現“象外之象”的美學效果。他自己説,“從時間上來説是1983年,還在《黃土地》、《一個和八個》這些影片的前面,當時,我就想在對待電影的看法,對待怎樣拍攝電影這些方面要創新、要探索,所以就採取了一個走得較遠的做法”,“摒棄了情節性,摒棄了人物性格,人物都變成了符號,而著重地把如何敘述擺到了一個相當突出的地位。”該片在發行上雖然失利,在學術上卻是彌足珍貴。

  新時期文化史經歷了從人到心理又到文化的三個發展階段,吳貽弓的《闕裏人家》已將觸角探入中國文化深處,它是深邃的,也是微妙的,更是悖論的,這是二千多年的中國文化家族與近代、現代中國歷史的糾纏和博弈。吳貽弓把它比喻成一個“打開的結”,啟示觀眾如何駕馭歷史責任和道德責任的平衡關係。

  由此,也就確立了吳貽弓在中國電影史上的地位和方位。他是一個先行者,是中國散文電影的“國標者”,也是踐行中國電影綜合功能的實踐者。

  這裏,有個人的充沛天分,也有開放時代的環境、教育背景的熏染和中國文化的滋潤。吳貽弓是幸運的,能將自己對藝術的愛和感情播撒在改革開放的中國溫暖土地上。

  吳貽弓的電影歷史,對于現今中國電影也有意味的啟示,一是電影應是創新與傳統的平衡把握,必須超前但又不能一味超前;二是需要防止淺薄的現實主義,電影不能回避社會屬性和矛盾;三是工業化過程不是同質化過程,要閃爍著個性美學的光芒。

像父親那樣,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吳天戈

吳貽弓之子,導演

  我想從我個人的角度,來分享一些我父親的藝術人生。

  李白有一首五言詩,其中前兩句,“暮從碧山下,山月隨人歸”,很適合在今天這個會上的氣氛和感情。其中“月隨人歸”也是我父親的一部電影的名字。《月隨人歸》是一部很私人的電影,取材自來自我母親的叔叔的真實故事。電影許多時候與個人情懷情感有關。我想可能《月隨人歸》他還不過癮,所以他又拍了《闕裏人家》,仍然以我曾外祖父一家為藍本,進行了藝術化的處理。

  父親的文化精神和他喜愛中國傳統文化是分不開的。他也是一個學貫中西的人,中學就讀教會學校,英語很好,大學學的是俄語,所以他也懂一點點俄語。他喜歡西方文化,但不能改變他的國學根基,走進他的書房,能看到更多的是和中國傳統文化的東西。我之所以後來也從事同樣的職業,和家庭的熏陶是分不開的。很榮幸能和父親從事相同的職業。但是不管怎麼樣,我也延續了父親的榮幸,能夠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父親的作品都是非常溫存的、沒有特別激烈的東西,這跟他的為人處世有關。他是一個樂觀開朗的人,萬事都往好的一面去想,再遭罪、再苦,他都會苦中作樂。這和他的童年和少年時代的經歷有關,所以他才能熬過苦難,繼續堅持、保持豁達。

  我想我用最好的方式紀念他,就是健康快樂地生活下去,好好工作,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編輯:阮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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