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業勤:從老天橋賣藝到雜技大師
發布時間:2016-01-05
  解放前,他曾在北京天橋“打把式”賣藝,是目前健在的天橋“掌穴的”(挑攤主持和表演)藝人;解放後,他成為新中國第一個國家級雜技團建團元勳之一。從老天橋一路走來,金業勤見證了中國近現代雜技藝術發展的曲折歷程
  9月29日,中國雜技團在國家大劇院舉辦紀念建團65周年演出。今年剛剛獲得第39屆摩納哥蒙特卡羅國際馬戲節“金小醜獎”的《協奏•黑白狂想》演出完畢,舞臺的屏幕上便閃現出1957年第六屆世界青年聯歡節上中國雜技在國際比賽中獲得的第一枚金牌。
  此時,一位銀發老者坐在臺下,激動不已。他,金業勤,這第一枚金牌的得主,如今已是90歲高齡老人。
  解放前,金業勤曾在北京天橋“打把式”賣藝,是目前健在的天橋“掌穴的”(挑攤主持和表演)藝人。“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解放後,他參與建立中國雜技團,見證了中國近現代雜技藝術發展的曲折歷程,可謂雜技界資歷最老的藝術家。
  金業勤被人攙扶著走上舞臺並致辭,臺下掌聲經久不息。金業勤在歷經人生起落之後,變得尤為樂觀。如今,在鬧中取靜的王府井(600859,股吧)晨光街的紅霞公寓住所裏,他每天的生活都非常充實,經常接受採訪,出席文聯和雜技界活動,但他在意的已不是名利,而是希望發揮余熱,用他自己的故事,讓更多人了解中國雜技和老北京民俗文化。
  血統純正的“黃帶子”
  愛新覺羅,才是金業勤的本姓。
  這個曾經統治中國長達275年的姓氏,代表了皇家的榮耀,金業勤的家族也不例外,他是清太祖努爾哈赤的第15代孫。努爾哈赤子嗣眾多,金業勤家屬大貝勒代善的長子岳托一支。代善和岳托都是清初的鐵帽子王,直到金業勤的太爺爺慶惠,也就是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釋放了巴夏禮的那位王爺,仍然承襲了岳托的多羅克勤郡王的爵位。
  但是,金業勤卻沒有享受到祖上的庇蔭,事實上,命運從他父親那一代開始就轉了一個大彎。金業勤的祖父齡祺是慶惠四子,受封為正三品奉國將軍,同治年被派往遼寧蓋州為官,在當地生有一子一女,即金業勤的父親和姑姑,金業勤的奶奶死在蓋州,爺爺便又續了弦。後齡祺因病辭官回京,整日臥病在床,生性暴戾的後奶奶當了家,對金業勤的父親和姑姑百般虐待。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金業勤的姑姑被美國兵強姦後,嚇得大小便失禁,後奶奶便將她的炕上鋪滿爐灰,任其身體生滿褥瘡,長了蛆。金業勤的父親屢次照顧她,都遭繼母毒打。
  不堪忍受折磨,金業勤的父親離家出走,淪為乞丐。十幾歲的孩子每天露宿街頭,靠著白天給人遛馬,晚上為賣白薯的小販看鍋勉強為生。得到父親和姊妹相繼病逝的噩耗,金業勤的父親作為家裏唯一的子嗣便回家要回本該屬于自己的家産,但不想卻遭到繼母的無理幹涉,最終經人調解,他僅得到了一所房子。
  家庭的變故使得金業勤的父親讀書不多,他學了修自行車,在西四的自行車行耍手藝掙錢。金業勤出生時,他的父親已經年屆不惑,作為第一個孩子,也是家中唯一的男孩,父親對他可謂盡心竭力。1931年,金業勤考上國立北平師范大學附屬第二小學,父親勒緊褲腰帶供他讀書,一直到高小畢業。在當年,如此窘迫的家境之下,已實屬不易。也正是憑著這點文化底子,為金業勤以後的從藝之路做好了鋪墊。
  金業勤上小學時,開始展露體格天賦。金業勤回憶,父親用鋼管車架子攢了一輛小自行車,他沒事兒就玩。“我家附近住著一撥兒玩自行車車技的人,經常做一些高難動作。”金業勤雖然年齡小,大約六七歲,也加入其中。由于身體輕盈,練了兩年,金業勤便能在車上做許多動作,他所在的師大二附小還特地選拔他在師范大學運動會上進行車技表演。
  1937年,形勢越來越緊張,金業勤説每天北京城都能聽到隆隆的炮聲。不久,“七•七事變”爆發,街上一片肅殺。金業勤父親的胃病越來越重,無法去車行上班,一家老小的生計成了問題。在一位好友的介紹下,金業勤決定去天津拜師學雜耍。
  天津,被稱為“藝人窩子”,初來乍到的金業勤拜在當時著名魔術師陳亞南門下。陳亞南除了教授他魔術技藝外,主要培養金業勤車技。舊中國拜師有著嚴格的規矩,還要訂立合同,跟隨師父學藝要三年零一節,即學藝三年,再替師傅效勞一年。但陳亞南看金業勤有靈氣,肯吃苦,考慮他家境貧寒,就打破了規矩,在金業勤學藝半年後,師傅就帶他登臺亮相了。為了能讓金業勤多掙點錢,師傅讓他把兩個妹妹也帶到天津學藝。從此以後,在天津的曲藝雜耍圈子裏,每天都能看到一個十幾歲的少年帶著兩個妹妹,在“燕樂”、“慶雲”、“中華”、“大觀園”、“小梨園”等雜耍園子趕場。
  跟著侯寶林學“抖包袱”
  當時天津的雜耍園子裏,有説的、唱的、各種樂器演奏的,還有耍、變、練的。雜技和曲藝匯聚一堂,當年與金業勤同臺演出的劉寶全、駱玉笙、張壽臣、馬三立、侯寶林、常寶堃、馬增分等等都在解放後成為曲藝界大師級人物。
  金業勤也正是在這個階段與相聲大師侯寶林相識相交。開始獨立演出後,金業勤搬出了師父家,自立門戶。他住進天津南市福安賓館對面的一座兩層小樓裏,和侯寶林夫婦成為鄰居。侯寶林大金業勤四歲,一直到後來回北京到天橋賣藝,兩人都是亦師亦友。
  俗話説:光説不練假把式,光練不説傻把式,又説又練是真把式。為了跟觀眾討個好人緣,讓人喜歡,説是極為重要的。金業勤告訴記者,至今他都記著自己跟侯寶林先生學習“抖包袱”的情景。對于“抖包袱”,侯先生輕車熟路,造詣頗深,他告訴金業勤:“你上臺得會説話,得會抖包袱呀!您像練車練得好的人家那叫‘車術’,説我小孩兒在車上給您練幾手。我可練不好,我這就不能算‘車術’了,我這不叫‘樹’,那叫什麼呢?就叫劈柴棍把!待會您瞧,我這劈柴棍兒給您練練,您自管放心,我這劈柴棍兒科不扎人,還得仗著您賞臉捧場呢。”
  侯寶林先生對于藝人的本分也十分執著,正應了曲藝界口口相傳的那句“觀眾是衣食父母”的“祖訓”。回憶起與侯寶林先生的種種交往,金業勤感慨頗深,也正是老藝人的執念影響了他一輩子的藝術人生。“侯先生跟我説,甭管觀眾多少,都得一樣賣力氣,尤其是觀眾少的時候,更得賣力氣,這是咱們作藝的本分。”金業勤説道。
  淪陷時期,尤其是日本搞第五次“強化治安”時,金業勤記得那時能吃到的主食就只有混合面和榨過油的豆餅了,如果能吃到純玉米面的窩頭,就得算過年了。所有藝人無一幸免,都卷入了落魄的討生計中。原本藝人們在一個劇場每天下午和晚上各演一場,後來隨著物價飛漲,演出的包銀越來越不值錢,藝人們開始在兩三個劇場趕場演出。“演出最多時,我帶著兩個妹妹一天跑五個劇場,日夜演出十場。”金業勤回憶道,他們騎著表演用的自行車,揣著混合面窩頭,從中午演到午夜,不敢歇腳,沒有一天能休息。
  也是在那個艱難的歲月裏,金業勤感到了嚴酷之下的溫暖,藝德,這兩個字猶如鐫刻進金業勤的骨髓之中,至今不敢忘。
  藝人們一趕場,劇場老板不高興了,以至于很快就貼出告示“誤場,罰包銀三天”,以警示藝人。藝人們雖然害怕,但是不趕場就掙不到錢,所以誤場在所難免,可是誰都沒有被罰過。金業勤揭開了其中的“秘密”,這全賴藝人們間的相互幫襯,比較常見的情形是,臺上演出臨近結束,後臺撿場的夥計一扒簾子説“角兒,馬後啊”,臺上演員立刻會意,下一個節目的演員還沒到,于是臺上便“抻”著演。待接場演員到場,夥計又説“角兒,馬前了”,這時臺上的演員趕緊收場。“這就在藝人當中形成了一種沒有約定的默契,沒有一個人被罰過包銀。”金業勤還説,藝人中有誰病了、死了,生活困難了,大家就約好一天,租一個劇場義演,將收入都給困難的藝人。
  如今,艱辛的生活已經遠去良久,金業勤説,互相幫助的藝德不能丟。
  天橋“小老黑兒”與第一枚金牌
  金業勤也曾迫于生計,輾轉蚌埠、南京等地賣藝。1942年,抗戰正酣,經歷了南方賣藝的漂泊歲月後,金業勤兄妹三人回到了闊別已久的北京城。在藝人雲集的天橋,金業勤兄妹便“撂地”表演車技。“地”也叫“穴”。有“守土”和“跑馬穴”之分。“守土”就是一年到頭總在一個地方練玩藝兒,“跑馬穴”是沒有固定的地方。“撂地”得有人在那兒應場主持,應場的人也叫“掌穴”的。
  金業勤説自己當年“掌穴”的“地”在北緯路北,緊挨著老天橋電車站轉盤,對面是小桃園戲院,後面是“天橋馬連良”梁益鳴駐場的天樂戲院,和新鳳霞駐場的萬盛軒戲園。這塊“地”是金業勤從魏記茶館租來的,每天掙來的錢,他與魏家按“二八”分賬。
  提起天橋賣藝的生活,金業勤説,那時候除了要繳納租金,還得對付地痞流氓的壓榨。淪陷時,“日本人來看玩意兒,稍有不滿就對藝人又打又罵”。可沒想到的是,打敗了日本,國民黨反動軍警和傷兵又來天橋明偷明搶、敲詐勒索。“在天橋賣藝要比在雜耍園子難得多,掙多掙少,能不能混下去就全仗著藝人的技藝與人緣。”金業勤回憶稱,能夠應對觀眾,是考驗天橋藝人的又一項功夫。賣藝的場子都得先“圓黏子”,即變著法兒地把人招引過來,等人多了才正經地練功夫。之後,就是“開杵門子”,也就是就是在練真功夫前跟大家説“練完要給錢”的套話,這話得説得極有水平,不然辛苦練完,剛説要錢就“酥黏子”了,也就是有的人看完不給錢就走。
  從1942年到1949年,金業勤在天橋賣藝的六年多,沒人知道他的真名和來歷,只知道他叫“小老黑兒”。那年月天橋藝人通常都有外號,如摔跤的寶三、拉洋片的大金牙等等。從前老北京都管長得特別黑的人叫“老黑”,金業勤生得黑,且越曬越黑,因他年紀小,所有得了這麼個綽號。
  北京解放前,國民黨開始瘋狂徵兵,金業勤一狠心又帶著妹妹逃回天津。金業勤記得,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了。歇業的雜耍園子又重新開張。“解放軍來看戲,還真買票。”金業勤説更讓藝人們驚喜的是,解放軍管他們叫“同志”。
  一下子,換了人間。
  1950年夏天,文化部要成立國家級演出團,從北京、上海、天津、武漢、沈陽等大城市召集雜耍藝人來匯考,由羅瑞卿、廖承志、周巍峙等人組成的領導小組進行節目選拔和改革。金業勤兄妹的《車技》被天津文化局推薦參加考試,一舉考中。一共考中的46名藝人的15個節目經過兩個月的集訓,去除了舊雜耍中殘忍、恐怖和不健康成分,保留了具有民族特色,表現高雅、愉快的高難技巧節目,並匯集組成一臺晚會。
  當年10月20日,金業勤等演員到中南海懷仁堂演出,因為他小時候經常到懷仁堂遊泳,起初並沒有太在意。開場後,金業勤才發現,“毛主席、周總理、朱老總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都坐在臺下,我們都激動地流下了眼淚”。演出結束後,周恩來總理與演員座談,問他們,這些節目的劇種叫什麼。魔術、雜耍、馬戲……被説了個遍。後來周恩來總理想了想説:“就叫雜技吧。”從這天起,中國民間的雜耍、馬戲等統一稱“雜技”,新中國誕生後第一個國家級演出團——中華雜技團也在這一天正式成立。
  中華雜技團成立後的第一個任務就是應邀赴前蘇聯參加十月革命33周年慶典演出,這是新中國派出的第一個到國外訪問的文藝演出團。在莫斯科他第一次見到了林立的高樓大廈和川流不息的車流,當然更讓金業勤興奮的是,他登上紅場觀禮臺,見到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各式的受閱坦克車和遊行彩車在紅場走過。蘇聯的馬戲也讓他開了眼,為日後金業勤成為一名導演奠定了基礎。但是,出國演出並非都是愉快的記憶。在赴朝演出時,他們受到了敵軍飛機的多次轟炸,曾在天津跟他一起登過臺的好友、著名相聲演員常寶堃就犧牲在他的身邊。
  上世紀50年,金業勤的車技達到了巔峰。他在車技中創造了高難度的“五人造型”; 1954年參加了電影《雜技表演》的拍攝;1956年被評為文藝二級演員,與當時的副部級待遇相當;1957年在第六屆世界青年聯歡節上獲得了國際雜技比賽的金牌,這也是中國雜技在國際比賽中獲得的首枚金牌。除了車技表演,金業勤通過對國外馬戲的學習和思考,還導演編排了許多著名的雜技節目,如夏菊花在國際青年聯歡節上獲金獎的《頂碗》、滑稽戲《搶椅子》、《狗尾巴算算術》、《滑稽口技》、《大魔術——紙上懸人》等。
  如今,金業勤年屆90,還抱著“活到老,學到老”的勁頭,和年輕人一樣,電腦、手機、相機、微信都玩得轉,他還拿出手機和自拍桿與記者合影。提到人生感悟,金業勤謙虛地説自己沒有什麼值得學的,“但就一點,樂觀,得跟我學”。當年從“反右”運動、“四清”運動到文革,金業勤沒少受到衝擊,也被抄家,也遭批鬥,可是無論遇到多大的委屈,他都不跟自己較勁,他時常回憶起兒時練功時,師爺教訓他的一句話:“天下有的是痛快的事,也有的是別扭的事。把痛快的事都給自己,把別扭的事都給別人,那合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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