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一民:用畫筆描繪民族之魂
發布時間:2015-09-09

  1937年盧溝橋事變的時候,我還是一個7歲的小孩。我是冀中保定高陽縣人,我的大堂兄犧牲在白洋淀,抗日戰爭期間鼎鼎大名的雁翎隊他是組建者之一。大堂兄是個知識分子,會畫畫,會作詩,當時他是高陽縣、新安縣的黨委書記兼遊擊大隊的政委,雁翎這個名字還是他起的,後來他調任晉察冀第八分區冀中九地委做了民運部長。1942年9月回到白洋淀,在殷家甸蘆葦蕩裏開過一次幹部會議。後來由于叛徒出賣,他在半夜裏被敵人包圍了,他帶著警衛員抵抗到最後,用最後一顆子彈把自己打死了。他叫侯建民,當時改了名字叫侯卓夫,白洋淀的紀念館裏有他事跡的介紹。

  1942年的大掃蕩非常殘酷,我的大伯父是一個老黨員,我們隔壁就是司令部,我只知道警衛班練兵排隊出操很好看,別的都不清楚。那個時候我的外祖父已經癱瘓了,別人抬著他在路上走,跟日本人遭遇,就被活活地開了膛。那時候不只我們一個家庭是這樣。這些血淋淋的事情讓我們怎麼能忘記?這就是抗日。我的哥哥是學土木工程的,為了抗日步行過了黃河,最後在重慶考入了空軍,到印度和美國受訓,剛剛要畢業,日本就投降了,別人歡天喜地瘋狂地慶祝勝利,他們卻抱頭痛哭,因為沒有打到日本鬼子。

  當時我很小,是個地下黨員,我們在草叢裏學習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延安魯藝的作品我在新中國成立前就看過了,當時徐悲鴻説延安出了一個大畫家,説的就是古元。我們這一代人繼承著延安開辟的陽光燦爛的面向時代、面向人民的嶄新藝術傳統,是在中國美術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新文化、新美術的感動之下,開始了各自的創作生涯。我們這一代人在藝術本質這個問題上,作為老兵從來沒有動搖過,任何的蠱惑和胡説八道都影響不了我們的信念。我們堅信藝術無論在戰爭中,還是在和平年代,都應該承擔靈魂工程師的作用,承擔作為文化大軍的責任。

  現在國家博物館裏有我的一件作品,就是《血肉長城》,中間部分是一個中國軍人抱著日本鬼子跳崖,日本鬼子的頭我畫成了一個骷髏。去年我又畫了一幅畫,表現的是慰安婦,我做了照片和畫的組合,周圍都是歷史照片,畫跟照片是呼應的。我為什麼這麼做?因為安倍晉三説沒有慰安婦這回事,我是用畫來回答日本人。這是歷史,這樣的歷史他們居然敢否認!

  最近我在策劃啟動一個項目,就是在哈爾濱建立一個東北抗日聯軍的全景畫,這部作品跟一般的全景畫不一樣,觀眾可以坐著森林小火車從密林深處出來轉,越轉越寬,這裏有指揮部,有休息所,有戰地醫院,還有少年營,最後是一個大戰場,最後的最後是跟趙一曼告別。趙一曼是一座雕塑,大家可以集體合影。出來以後觀眾就會覺得,抗日聯軍太了不起、太偉大了!為什麼我要這麼做?前幾天我的一個學生給我裱畫,他提到他的兒子對他説,有抗日戰爭這回事嗎?他自己覺得這個兒子腦子出問題了。我現在就有所警覺,我們的下一代會不會忘掉我們的歷史?所以我們作為美術家,責任就是要通過我們的畫筆,讓下一代真實地知道那段歷史是怎麼回事。

  我們作為文藝工作者的責任就是要正確地、實事求是地反映歷史,反映偉大抗戰,要反映為什麼説中國共産黨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如果沒有共産黨,中國早就亡國了。歷史非常清楚,就是一些“80後”“90後”不相信,我覺得文藝工作者面臨著怎樣讓我們的後代了解歷史的重任。下一代人必須要真正地了解歷史,了解我們幾千年的文明,了解一代一代人為什麼前仆後繼地犧牲,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從情感上成為中國人。這是我們的歷史使命,是我們作為文藝工作者的責任。

欄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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