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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徵經過

時間:2016年10月17日來源:人民網作者:
  1933年9月至1934年夏,中央革命根據地(亦稱中央蘇區)紅軍的第五次反“圍剿”作戰,在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革軍委)博古等領導人實行軍事冒險主義、軍事保守主義的戰略指導下,屢戰失利,蘇區日益縮小,形勢日趨嚴重。湘贛革命根據地(亦稱湘贛蘇區)紅軍反“圍剿”作戰的處境,也十分困難。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為了給中央機關和中央紅軍探索戰略轉移的道路,命令紅軍第6軍團撤離湘贛蘇區,到湖南中部發展遊擊戰爭,並同紅軍第3軍取得聯係。1934年8月7日,紅6軍團突圍西移,經兩個多月轉戰,于10月下旬到達黔東印江縣木黃,與紅3軍(後恢復紅軍第2軍團番號)會師。接著,兩軍向湘西發起攻勢作戰,創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亦稱湘鄂川黔蘇區)。

  10月初,國民黨軍重兵集團繼續向中央蘇區腹地推進。這時,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博古等領導人,未經中央政治局討論,即決定放棄中央蘇區,到湘西與紅2、紅6軍團會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中央紅軍主力5個軍團以及中央、軍委機關直屬隊共8.6萬余人,從瑞金、古城等地出發,開始長徵。紅軍第24師和地方部隊共1.6萬余人,在項英、陳毅領導下,留在當地堅持鬥爭。

  21日晚,中央紅軍以第1軍團為左路前衛,第3軍團為右路前衛,第9軍團掩護左翼,第8軍團掩護右翼,中央和軍委機關及直屬部隊編成的軍委第1、第2縱隊居中,第5軍團擔任後衛,從江西于都縣城西南的王母渡、新田之間突破了國民黨軍第一道封鎖線,25日全部渡過了信豐河。此後,中央紅軍繼續以甬道式的隊形攜帶大量笨重的物資器材沿山路西進,行動緩慢。直到11月15日,才先後通過了國民黨軍的第二道、第三道封鎖線,進至臨武、藍山、嘉禾地域。這時,蔣介石以16個師的兵力專事“追剿”,並令粵軍、桂軍共9個師進行堵截,企圖圍殲中央紅軍于湘江以東地區。宜章至湘江之間廣大地區的國民黨軍兵力薄弱,擔任“追剿”、堵截的國民黨軍,因派係矛盾,動作不一。這種情況,便于紅軍機動作戰。然而,博古等領導人一味退卻的消極避戰,使紅軍繼續處于十分被動的地位。25日,中革軍委決定,中央紅軍分4個縱隊,從興安、全州之間搶渡湘江,前出湘桂邊境的西延地區。27日,紅軍一部突破第四道封鎖線,渡過湘江。國民黨軍南北對進,向紅軍發動了全面進攻。紅軍在湘江兩岸經過浴血奮戰,于12月1日渡過湘江,接著進至西延地區。至此,中央紅軍由長徵開始時的8.6萬余人減為3萬余人。

  湘江之戰後,蔣介石重新調整部署,向黔陽、洪江地區轉移兵力,企圖圍殲紅軍于北出湘西的路上。在此危急時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力主放棄原定的與紅2、紅6軍團會合的計劃,改向國民黨統治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舉行會議,接受了毛澤東的主張,決定中央紅軍向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地區前進,從而使紅軍避免了覆滅的危險。20日,中央紅軍分兩路西進,連克劍河、臺拱(今臺江)、鎮遠、施秉等城,于1935年1月7日佔領遵義城。

  1月15~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舉行了擴大會議。這次會議,著重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糾正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軍事上的錯誤,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確領導,制定了紅軍爾後的戰略方針,從而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共産黨。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産黨和工農紅軍歷史上一個偉大的轉折點。3月,組成了實際上以毛澤東為首,周恩來、王稼祥參加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他們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的名義指揮紅軍的行動。

  中央紅軍進佔遵義後,蔣介石以幾十萬兵力,分路向遵義地區進逼,企圖圍殲中央紅軍于川黔邊境地區。在此情況下,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決定中央紅軍北渡長江,進至四川西北部創建新的蘇區。1月19日,中央紅軍從松坎、桐梓、遵義地區向土城、赤水方向前進,于29日一渡赤水河,進入川南。這時,國民黨軍分路對中央紅軍進行追擊堵截,並加強了長江兩岸的防禦,企圖圍殲紅軍于長江以南、敘永以西、橫江以東地區。中革軍委根據這一情況,決定紅軍暫緩執行北渡長江的計劃,改在雲貴川邊境地區機動作戰。2月11日,紅軍掉頭向東;18~21日二渡赤水河,返回黔北;2月下旬,在遵義地區擊潰和殲滅國民黨軍2個師又8個團。遵義戰役後,國民黨軍改取堡壘主義和重點進攻相結合的戰法,企圖圍殲紅軍于遵義、鴨溪狹小地區。紅軍為尋求新的戰機,向西轉進,于3月16~17日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蔣介石急令其“追剿”部隊向川南進擊,企圖圍殲紅軍于古藺地區。在國民黨軍再次向川南地區集中的情況下,中央紅軍突然轉向東北,接著于21日四渡赤水河,秘密折回黔北。27日,中央紅軍以第9軍團在馬鬃嶺地區鉗制國民黨軍,主力向南急進,31日渡過烏江,逼近貴陽,把“追剿”之國民黨軍甩在烏江以北。4月8日,中央紅軍主力從貴陽、龍裏之間突破國民黨軍的防線,乘隙向雲南急進,27日進抵昆明附近。29日,中央紅軍由尋甸、嵩明地區轉向西北前進,于5月9日從皎平渡渡過金沙江。在烏江北岸單獨活動的紅9軍團,經黔西、水城西進,于5~6日從東川(今會澤)以西的樹節、鹽井坪地段渡過金沙江,接著與中央紅軍主力會合。至此,中央紅軍擺脫了幾十萬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

  同年3月28日至4月21日,紅軍第四方面軍取得了嘉陵江戰役的重大勝利。然而,紅四方面軍的主要領導人張國燾,擅自決定放棄川陜革命根據地(亦稱川陜蘇區),向西轉移。5月初,紅四方面軍和地方武裝及蘇區機關人員等共8萬余人,開始長徵,于中旬佔領了以茂縣(今茂汶)、理番(今理縣)為中心的廣大地區。

  中央紅軍渡過金沙江後,為執行在川西或川西北創建蘇區的計劃,于5月15日由會理附近地區繼續北進。在北進的路上,既有冕寧以北大涼山的彝民區,又有天險大渡河。蔣介石以薛岳、劉湘等部南攻北堵,企圖利用彝漢民族矛盾和大渡河障礙,圍殲中央紅軍于大渡河以南地區。20日,中革軍委率中央紅軍迅速北進,順利地通過彝民區,于24日晚攻佔大渡河右岸的安順場,殲滅守軍兩個連,控制了安順場渡口。25日,紅軍第1團第2連的17名勇士,由連長熊尚林率領,冒著守軍的猛烈火力,戰勝大渡河的激流駭浪,乘船強渡成功,擊潰左岸守軍1個營,鞏固了灘頭陣地。但這裏水流湍急,不能架橋,中央紅軍僅靠4只小船無法在短期內渡過河去,而此時尾追的國民黨軍已經迫近,情況十分緊急。為迅速渡過大渡河,中革軍委決定,以紅軍第1師及幹部團由安順場繼續渡河,沿大渡河左岸北上,主力沿大渡河右岸北上,左右兩路夾河而進,搶佔瀘定橋。沿右岸前進的先頭部隊紅4團,多次擊潰川軍的攔阻,兼程急進,于29日晨奪佔了瀘定橋西橋頭。瀘定橋的東橋頭與瀘定城相連,由川軍第38團主力防守。在紅軍到達之前,守軍已將鐵索橋上的木板拆除,只剩下13根鐵索鏈懸在大渡河上,形勢十分險惡。經過緊張的準備,紅4團于當日16時發起奪取瀘定橋的戰鬥。在該團的火力掩護下,由第2連的22名勇士組成的突擊隊,在連長廖大珠率領下,冒著守軍密集的火力,攀踏著懸空的鐵索向東橋頭攻擊,勝利佔領大橋,並衝入瀘定城內。紅軍後續部隊緊跟過河,殲滅守軍大部,佔領瀘定城。接著與由左岸北上的部隊會合,至6月2日,中央紅軍全部勝利地渡過了大渡河。至此,蔣介石殲滅紅軍于大渡河以南地區的企圖徹底破産。

  中央紅軍渡過大渡河之後,繼續北進,佔領天全,並乘勝突破了川軍蘆山、寶興防線。接著,中央紅軍以堅韌不拔的革命精神,翻越了終年積雪、空氣稀薄的夾金山,向懋功(今小金)方向前進。這時紅四方面軍正由岷江地區分路西進,先頭部隊攻佔懋功,一部進到達維。12日,中央紅軍先頭部隊在北進達維途中,同紅四方面軍一部會師。18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中央紅軍到達懋功地區。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會師後,總兵力達10余萬人。

  早在1934年冬,在國民黨軍集中40多個團對鄂豫皖革命根據地(亦稱鄂豫皖蘇區)圍攻的情況下,根據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指示,紅軍第25軍2900余人于11月16日從河南羅山縣何家衝出發,向平漢鐵路以西轉移,開始長徵。12月,紅25軍轉戰到陜西省雒南(今洛南)庾家河地區。此後,紅25軍在鄂豫陜邊地區開展遊擊戰爭,至1935年5月,經過蔡玉窯、文公嶺、石塔寺等戰鬥,粉碎了國民黨軍的第一次“圍剿”,開辟了鄂豫陜邊蘇區。7月上旬在袁家溝口殲國民黨軍1個旅,接著北出終南山,粉碎了國民黨軍第二次“圍剿”。紅25軍為配合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北上,于16日從西安以南豐裕口出發,經戶縣、周至縣境西進,進入甘肅,攻佔兩當。轉而北進,于 9月16日在陜甘革命根據地(亦稱蘇區)的永坪鎮同紅軍第26、第27軍會師。接著,合編為紅軍第15軍團。

  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會合後,中共中央根據全國形勢和當面情況,提出了創建川陜甘蘇區的戰略方針,而張國燾卻主張向青海、新疆或西康(今四川西部、西藏東部)等偏僻地區退卻。為統一戰略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兩河口舉行會議,決定了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共同北上,創建川陜甘蘇區的戰略方針。據此,中革軍委制定了奪取松潘的戰役計劃。7月18日,中共中央任命張國燾為紅軍總政治委員。21日,中革軍委決定以紅四方面軍的總指揮部為紅軍的前敵總指揮部,總指揮徐向前(兼),政治委員陳昌浩(兼),參謀長葉劍英。另將中央紅軍的第1、第3、第5、第9軍團依次改為第1、第3、第5、第32軍。由于張國燾的阻撓,延誤了紅軍北上的時間,松潘戰役計劃未能實施。8月上旬,中共中央決定恢復紅軍第一方面軍番號,周恩來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為了繼續貫徹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針,中革軍委決定進取甘肅南部的夏河、洮河流域。8月15日,紅軍總司令朱德、總政治委員張國燾率領由第5、第9、第31、第32、第33軍組成的左路軍,從卓克基地區出發,向阿壩地區開進;21日,前敵總指揮部率領由第1、第3、第4、第30軍組成的右路軍,從毛兒蓋地區出發,向班佑、巴西開進。中共中央、中革軍委隨右路軍行動。紅軍指戰員歷經艱辛,通過人跡罕至、氣候變化無常的茫茫草地,左路軍先頭縱隊于20日到達阿壩地區。右路軍于8月27日到達班佑、巴西地區。8月29~31日,右路軍第30軍和第4軍一部,採取攻點打援的戰法,在包座全殲國民黨軍第49師約5000人,打開了紅軍向甘南前進的門戶。

  在紅軍右路軍向班佑、巴西前進的途中,中共中央電令張國燾,要左路軍迅速出墨洼、班佑,與右路軍並力東進。紅軍右路軍到達班佑、巴西地區後,毛澤東、徐向前、陳昌浩聯名致電張國燾建議左路軍迅速出班佑,向右路軍靠攏。但張國燾制造借口,不執行中共中央的指示,並命令已進到墨洼附近的部隊返回阿壩。接著,張國燾提出紅軍主力南下川康邊天全、蘆山、道孚、丹巴等地的計劃,對抗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針,並電令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接著,他又提出"徹底開展黨內鬥爭",企圖危害中共中央。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葉劍英識破了張國燾的陰謀,機智地報告了毛澤東。在此情況下,中共中央于 9月10日率領紅一方面軍第1、第3軍(後組成陜甘支隊)繼續北上,于16日逼近川甘邊界的要隘臘子口。17日拂曉,紅軍一舉奪取了天險臘子口,18日佔領哈達鋪,勝利進入甘南。接著,突破國民黨軍渭河封鎖線,翻越六盤山,于10月19日到達陜甘蘇區的吳起鎮。至此,紅一方面軍主力歷時1年、縱橫11個省、行程2萬5千裏的長徵勝利結束。11月初,紅軍陜甘支隊在甘泉附近地區同紅15軍團會師。會師後,中共中央再次決定恢復紅一方面軍番號,彭德懷任司令員,毛澤東任政治委員,轄第 1軍團(陜甘支隊編成)、第15軍團。11月21~24日,紅一方面軍取得了直羅鎮戰役的勝利,徹底粉碎了國民黨軍對陜甘蘇區的第三次“圍剿”。

  張國燾拒絕執行中共中央北上方針,1935年9月命令左路軍和右路軍之第 4、第30軍分別由阿壩、包座地區南下,企圖在川康邊少數民族聚居區建立蘇區。10月8~20日,南下紅軍發動了綏(靖)崇(化)丹(巴)懋(功)戰役,擊潰川軍6個旅。24日,又發起天(全)蘆(山)名(山)雅(安)邛(崍)大(邑)戰役;11月13~19日,紅軍在名山東北百丈地區同川軍十幾個旅激戰7晝夜,雖殲滅川軍1.5萬余人,但紅軍也傷亡近萬人。1936年2月,紅軍被迫向西轉移,4月進入道孚、爐霍、甘孜地區。至此,紅軍由南下時的8萬余人減為4萬余人,張國燾南下行動遭到失敗。在中共中央勸導和督促下,經過朱德、劉伯承及紅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的鬥爭,張國燾被迫于6月接受了中共中央北上的戰略方針。

  1935年9月,國民黨軍集中130多個團的兵力,採取持久作戰和堡壘主義的方針,對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亦稱湘鄂川黔蘇區)和紅軍發動了新的“圍剿”。在國民黨重兵的進攻下,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軍委分會決定紅軍轉到外線尋求新的機動,開辟新蘇區。11月19日,紅2、紅6軍團共1.7萬余人,由湖南桑植地區出發,退出湘鄂川黔蘇區,開始長徵。紅軍經4個月轉戰,于1936年3月30日進到貴州西南的盤縣、亦資孔地區。這時,紅軍總司令朱德、總政治委員張國燾電令紅2、紅6軍團北渡金沙江,同紅四方面軍會師。紅2、紅6軍團遂于31日離開盤縣地區,分兩路向西急進。4月25~28日,分別從雲南西北部的石鼓、巨甸地段渡過金沙江,向北前進,連續翻越了幾座大雪山,于7月2日到達甘孜地區,同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5日,紅2、紅6軍團和紅32軍奉中革軍委電令,組成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賀龍任總指揮,任弼時任政治委員,蕭克任副總指揮,關向應任副政治委員。

  7月初,紅二、紅四方面軍從甘孜、爐霍、綏靖出發,共同北進,廣大指戰員以驚人的革命毅力,克服重重困難,通過了茫茫數百裏的草地,擊潰了國民黨軍的攔截,于9月初勝利進入甘南,控制了漳縣、洮州、渭源、通渭、成縣、徽縣、兩當、康縣8座縣城及廣大地區。這時,紅一方面軍主力由寧夏的豫旺堡附近地區南下,接應紅二、紅四方面軍北上。10月9日和22日,紅四、紅二方面軍先後在甘肅省會寧縣城和靜寧縣的將臺堡同紅一方面軍會師(見彩圖)。至此,中國工農紅軍長徵全部勝利結束。

  中國工農紅軍長徵的勝利,是人類歷史上的奇跡。在整整兩年中,紅軍轉戰14個省,衝破了幾十萬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經受了艱難險阻的考驗,終于勝利地完成了戰略轉移。紅軍長徵的勝利,為開展中國革命和革命戰爭的新局面創造了重要條件。


(編輯: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