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豳风·七月》有“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草长莺飞，和风煦日的春天，女子拿着筐到林中采桑，邂逅了风流的男子。此间美妙的歌声，交织着忧虑和爱情，孕育了古代文学中桑的主题和意象。

　　中国是植桑养蚕最早的国家，从“黄帝元妃西陵氏始蚕”，桑便与古代人民生活息息相关，早在殷商时代，蚕桑业就备受重视。由于桑叶的再生性和桑葚的多产性，在以己感物、“万物有灵”的原始阶段，桑树就被赋予了丰收和繁衍后代的生殖崇拜，被视为神树、生命之树，于是在采桑之前，举行桑林的祭祀活动。在物我交感的思维方式下，人们认为人的繁衍和植物生长、天地时辰紧密关联，官方为了鼓励人口繁衍，往往于“仲春之月”奉祀农神、祈求丰年的重大祭典时，“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于是有《墨子·明鬼》中“燕之有祖，当齐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的记载，出现了“桑间濮上”男女欢会的习俗。

　　《诗经》中大量作品存在着“桑”意象，大部分都透着热恋的氛围。如《鄘风·桑中》“爰采唐矣，沫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轻快活泼的诗句，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情人幽会时的激动，洋溢着青春和生命的活力，大胆自然而又热烈。而桑女也被描绘为“彼其之子，美如英”，“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也表现了桑女年轻丰盈的状态。

　　而热烈的桑林之会和青春洋溢的桑女形象，在汉代以后发生了重大转变。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已经开始反对“桑濮”文化，《礼记》认为流行于这些地方的“濮上之音”是“亡国之音”。而到了汉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提出“三纲”理论和男尊女卑思想，逐渐建立了系统的社会伦理道德秩序，讲究夫妇人伦，“桑间濮上”也就逐渐被礼教和伦理道德规范限制和渗透。《列女传·鲁秋洁妇》用故事的形式，塑造了这种新的伦理秩序。鲁国的秋胡子“宦于陈”五年，回家的路上遇到一位妇人在林中采桑，秋胡子心悦之，诱惑以“力田不如连丰年，力桑不如见国卿。吾有金，愿以与夫人”，被妇人拒绝后回到家中，发现自己的妻子就是自己调戏的妇人。妇人发现自己的丈夫竟然是这样的好色之徒，于是投河自尽。此后桑女的形象，大致沿着这种方向进行描写。在文学作品《陌上桑》中罗敷的形象，则是这一转变的体现。《陌上桑》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铺叙了罗敷的美貌，可以说是继承了《诗经》中对桑女容颜的描写，精致华美地刻画了罗敷的容颜，达到了新的高峰。第二部分写“使君”的劝诱，即桑女与男性的邂逅。第三部分主要写罗敷夸耀的夫婿，打退“使君”的非分之想，强调了罗敷坚贞的操守，桑女奔放率真的情感被“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儒家礼教所规范，已经逐渐变成了一个严守贞操的模范贞女的典型。《陌上桑》塑造了一个美丽、空闺、智慧和坚贞的桑女，也奠定了魏晋南北朝描绘桑女的基调和几个主要内容，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采桑诗文创作的高潮，大体上以罗敷的几个方面为角度进行描写，艳情和铺叙得到了发展。

　　在唐代以后，文人在新的历史环境和审美情趣下，转向了更广阔的主题和意境，采桑主题逐渐走向衰微，创作数量明显减少。采桑主题逐渐褪去了男女邂逅的情事，大多以闺怨为主调，如刘希夷《采桑》也是传统的闺怨题材，桑女“薄暮思悠悠，使君南陌头。相逢不相识，归去梦青楼”。而桑女大体也不脱一个贞妇的形象，如刘驾《采桑》：“墙下桑叶尽，春蚕半未老。城南路迢迢，今日起更早。四邻无去伴，醉卧青楼晓。妾颜不如谁，所贵守妇道。一春常在树，自觉身如鸟。归来见小姑，新妆弄百草。”

　　到了宋代，士大夫更加冷静地观照生活，诗歌创作更加日常化世俗化，桑女已经完全褪去了娇美的容颜，不再有美丽的邂逅，变成了普通人，如梅尧臣《伤桑》：“柔条初变绿，春野忽飞霜。田妇搔蓬首，冰蚕绝茧肠。”桑女只是一个辛勤劳动的女子，她们所关心的只是支持起生活日常起居的桑的事情，其外貌描写已经不再是文人刻画的重点，而是现实生活中为生活而劳碌的桑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