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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字為何傳承千年“不走樣”?

時間:2019年03月29日 來源:《中國藝術報》 作者:唐 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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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楔形筆可用筆畫只有四種,筆畫剛直。

②使用楔形筆後,蘇美爾楔形文字圖像繁復、指代不清。

③古埃及文字聖書體與僧侶體對比。

④四大古文字圖像信息處理的差異。

⑤甲骨文、大篆、小篆字形演變。

⑥秦係文字與六國古文對比。

⑦小篆與前後字體對比。
  人類早期自然發展而創作的文字,通常脫胎于繪畫符號,其發展生成的最小符號單位能表形、表意、表音,這種文字體係在學術界被稱作語素文字。與之相對的是最小符號單位只表示語音的文字,這些文字體係被統稱為表音文字。蘇美爾楔形文字、古埃及聖書字、中國漢字是語素文字的典型代表,現今卻只有漢字仍然大規模在使用。漢字到底繞過了多少“坑”,才能在無涯的時間裏與你我相遇?
  蘇美爾象形文字、古埃及聖書字與中國甲骨文就好比各類文字係統創生的幼年時期。在文明發展進程中,溝通更加頻繁,信息更加多元復雜,這便要求與其匹配的文字在越來越簡化、便捷的同時,信息傳遞有效且高效。在超過千年的生長與演變中,楔形文字、古埃及文字和漢字這三個文字係統的變化,有來自各自地域的影響,也有來自人類的思考與選擇。
葦稈筆的盡忠職守
  楔形文字的故鄉在古代兩河流域的南部,缺乏大型樹木及石料資源,大多數地區被黃沙和黏性泥土包圍。蘇美爾人用兩河河岸邊的蘆葦稈為筆在黏土加水制成的泥板上刻寫符號,蘇美爾文明創作的文字符號初期使用平滑的線條筆畫,被稱作蘇美爾象形文字;此後其字符改用楔形筆畫,被稱作蘇美爾楔形文字。蘇美爾人調整筆形的目的是為了便捷。用蘆葦稈的尖端在泥板上寫象形字,近乎雕刻,過程緩慢且容易伴生泥屑。殘留的泥屑粘連在黏土板上,會影響文字的辨識度。改為楔形筆之後,書寫方式從雕刻變成了蓋印,戳一下就完成一條線,簡便快捷的同時也避免了泥屑的産生,一舉兩得。
  然而,這支使用便捷的新筆卻有不小的副作用:圖像繁復且象形辨識度大大降低。楔形筆可用的筆畫僅有4種,且筆畫剛直。以直代曲後,字符空腔式的形體輪廓被完全打破,無法有效傳遞初期象形繪畫中簡潔、富有變化和表達力的曲線所包含的信息。而其看似有方向性(一頭粗一頭細)的筆畫設定,在原本沒有指向性的文字符號裏變成了巨大的幹擾。
  蘇美爾早期文字(公元前3300年-前2400年)沒有出現任何簡化抑或突變。即使是在改用楔形筆後,恪盡職守的蘇美爾人幾乎在機械復制早先的簡筆畫符號:除了用呈角度的兩條直線替代曲線以外,其他所有筆畫都被原封不動地拷貝下來,且圖形裏的封閉腔體也都全部被保留。而在這之後的600年裏,僅極個別的文字符號出現極細微的簡化。
  蘇美爾人絕非不想簡化其文字符號,只是楔形筆的局限性和副作用使得符號進一步簡化的代價慘重。只要減少筆畫、調整角度就會使得文字符號的指代信息快速流失,表形表意功能急劇弱化。
紙莎草的放浪形骸
  比中國人早幾千年,埃及人就擁有墨筆和草紙了。大約在公元前3000年,古埃及人開始制作和使用莎(suo)草紙。它是用生長在尼羅河三角洲的水生植物“紙莎草”的莖加工而成的。莎草紙曾經是地中海重要的文書材料。Paper這個英文單詞,就來自羅馬人稱呼莎草紙的拉丁文papyrus。
  古埃及人使用的筆,有各種版本:燈心草莖、紙莎草莖、蘆葦桿莖,都是使用了某種水生植物的莖來做筆。他們通常把莖的一端削成扁平狀,然後用牙齒把纖維咬開,類似刷子,便于書寫時吸收墨汁不易幹涸。手握柔軟吸水之筆、坐擁平整牢固之紙,古埃及人在聖書體的基礎上先後演變出僧侶體(可以大致理解為聖書體的草書,成形于公元前2700年,早王朝時期)和世俗體(可以理解為僧侶體的簡書,成形于公元前800年左右,新王國時期)。
  從字形的演變來看,書寫在莎草紙上的聖書體仍然在盡力描摹刻繪版的象形符號。其簡化版本的個別字符似乎出現腔體消失,以線條描繪“骨骼”的情況。當其進一步轉化為僧侶體時,它剛長出來的“骨頭”又被抽走了。此後,僧侶體便在放浪形骸的路上一去不復。不像中國文字象形、大篆、小篆、隸書、楷書、行書、草書的循序漸進,古埃及人在聖書體做到了靜態的極致優雅後,超前地感應到了動態藝術呼喚,瞬間“放飛自我”。在簡便快捷的道路上,紙筆齊全的古埃及人選擇了一氣呵成放浪形骸式的超現代藝術表達。成熟期的僧侶體,筆畫極簡,軟而無骨,如書法草書般難以辨識。作為文字符號,僧侶體的指代信息含量大幅減少,而其表形表意功能也同步弱化。
有一種幸運叫當中國文字遇見毛筆
  中國現代書法的基本筆畫數量超過40種,是楔形筆畫的十倍有余。不過千年前,先人改用毛筆之初所係統化整理的小篆尚未變更為筆畫字,而是保留了相當的象形繪畫性。
  從象形-大篆-小篆的字形演變可以觀察到,小篆形體規整,線條變化豐富,表達力強,不論先前象形繪圖的筆畫簡單或復雜,其都能在保留有效信息的同時,將文字標準化並進行初步藝術性升級。對比三組字符的演變,不難發現一個共同點:注重形體輪廓的字符,不論與柔性或剛性筆畫結合,字符形體變化都會較大,簡化便捷的發展訴求和文字的表達力和功能性形成了一種正負博弈。但字符中的骨骼與柔性筆結合後,非但沒有出現削弱文字表達力的情況,對于文字線條的優、美、雅,還給予了正向的助力。試想一下,這種骨骼加上剛性筆的結局會與蘇美爾楔形文字類似。可見,中國文字遇見毛筆是一種幸運。
  如果以古埃及僧侶體和簡化版的楔形文字的字符體態來比擬中國文字字體的發展,前者大約是行書與草書,後者大約是楷書與簡體字。小篆向前看,繪畫象形性明顯,演變連貫,形體優化;小篆向後看,繪畫象形性消失,演變連貫,形體簡化。但倘若直接對比小篆前後的文字,卻會出現難以對上號的情況。小篆成了中國文字發展獨有的歷程。除卻更換書寫用具,小篆之上還發生了什麼?
  董琨在《中國漢字源流》中提到,漢字發展到小篆階段,前所未有地表現為定型化了。定型化包括輪廓定型、筆畫定型和結構定型。而結構定型是指:“由甲骨文、金文、戰國文字的部件上下左右自由書寫,變成具有相對固定的位置,同一字而有不同形體的現象也大為減少了。定型化了的小篆進一步削弱了漢字的象形意味,使漢字更加符號化”。
  無論從字體演變角度還是從書法藝術來看,小篆重構了屬于文字自己的骨骼(結構),線條從描繪指代事物的骨骼轉變為構築文字本體的骨骼。文字不再僅僅是事物的象形附屬,而是擁有了生命。小篆構建骨骼,完成了文字脫離象形符號、構建文字架構的第一步,抽象文字符號與約定俗成指代定義的直接關係超越了繪畫性字符的指代作用。這是個構築抽象聯結的過程。
  也許是毛筆給先人提供了足夠的便捷與發揮的空間,其在重構文字時,古人似乎並未僅以簡化為主旨,而是將規范、信息、簡化這三個方面都進行了權衡和考量。
  修葺小篆的第一要旨是設計、構建單個字符的字骨,並使得所有字符的字骨體態相對統一。這個訴求,在指代動物的文字中體現最為明顯:文字縱向的架構淩駕在動物骨架之上,動物骨架的細節盡可能保留並有序排列,而後者屈從于前者。對比小篆和戰國時期的文字,同樣可以感受到立字時骨統體態的宗旨。小篆文字相對于戰國文字非但沒有簡化,反而體現出很多認真思索辨識後的重構、添補、篩選、修葺。即追溯了周朝正體之宗也參考了戰國演化之策。
  規范、信息、簡化的通盤考慮,使得小篆與前後字體有連貫性,在視覺上字符實現了形體的定型化,在信息量大、信息保真上取得的成就異常優秀。在此過程中,雖然部分文字字符筆畫增多,但文字字符整體卻給人的感覺是幹凈工整。對比此前,蘇美爾人和古埃及人在文字簡化過程中雖然減少了文字符號的筆畫(公元前2600年的楔形文字和古埃及僧侶體),其文字字符總體給人的感覺卻雜亂繁復。此間所差,並非天時地利,而是人類的思考和選擇,用現代術語描述,即設計。千年前,只有中國古人以設計之心、設計之眼面對字符。也只有中國古人在文字的生長過程中,完成了屬于文字的係統性設計工程。
  小篆能夠向前兼容,因為重構骨骼之時,小篆盡可能借鑒了象形文字的可用之骨,比如象字、魚字、馬字;造骨變化較大的字則盡可能保留了象形文字的有效細節,比如鳥翅膀和鹿犄角;再者,小篆保留了象形文字線條的繪畫性。
  小篆能夠向後兼容,是因為骨不變則形不易。在隸書階段,雖然大量方形轉折筆畫打破了婉轉繪畫性線條,且很多細節做了刪減,但形勢架構總體不變,使得文字的整體視覺效果變化不大。而隸書之後,文字基本定型。歷代書法家都有臨帖小篆的習慣,骨乃字之根本,小篆乃字骨初立。此後茁壯成長的中國書法藝術,正是在這副新骨架上生出了自己的各般血、肉、氣、神。
不論是盡忠職守的蘇美爾人,還是放浪形骸的古埃及人,其在追求便捷的道路上,並未對文字本身進一步抽象重構,僅僅依賴變更書寫工具或直接刪減筆畫。其原本注重形體的文字在簡化過程中,均出現較大幅度的失真,以至僅僅用視覺感觀已經很難將指代事物與之一一對應。簡化後的文字符號所包含的有效信息減少,而其直接表形(象形)表意(會意)的功能也隨之弱化。我們的先人雕琢研磨,進一步抽象重構字骨,完成了文字作為文字本身的二次設計。文字不再僅僅是事物的象形附屬而有了獨立的新生。這是楔形文字和古埃及字都沒有完成的裏程碑事件。轉折性承上啟下的小篆,形體優美,線條流暢,信息保有量高,它使得中國文字的發展沒有出現斷崖式跳躍。更重要的是,從小篆起,中國文字脫胎換骨並擁有了超越其記錄功能而自我生長演繹、幻化血肉氣神的可能。 
(編輯:白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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