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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傳》中的《詩》

時間:2019年02月25日 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張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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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井徇《詩經名物圖解》 資料圖片

  顧頡剛先生在《詩經在春秋戰國間的地位》中論到“周代人的用詩”,將它們分為四種:“一是典禮,二是諷諫,三是賦詩,四是言語。”又説:“詩用在典禮與諷諫上,是它本身固有的應用;用在賦詩與言語上,是引申出來的應用。”(《古史辨·三》)可見,前二者是《詩》本身所體現出來的作用,後二者則是時人對《詩》的運用。我們這裏所指的是後二者,這種情況在春秋時期的文獻中多有出現,而于《左傳》中尤為集中。研究這個問題,可以見出春秋的政治生態、《左傳》的表達藝術,以及《詩》的經典意義。

   

  從《左傳》對“春秋時事”的記述中可見,時人或進行激勵,或看待他人,或議論事件,特別是作者評判人與事、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時,常常引詩為證,把《詩》作為典范、依據、準則與證明。宣公十一年,晉國的郤成子向周邊眾狄希求結盟,眾狄紛紛響應,晉諸大夫想要召集眾狄在晉地盟會,郤成子沒有同意,他説:“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于是當年秋天,盟會在狄欑函舉行。引詩出自《詩經·周頌·賚》篇,以文王之勤政作為榜樣,勉勵眾人。昭公二年,魯國的叔弓到晉國訪問,晉君派人到郊外迎接並安排到賓館,叔弓一再謙讓,強調“寡君使弓來繼舊好”,晉國叔向十分讚賞,稱他“知禮”,並説:“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引詩出自《大雅·民勞》,原為對執政者的告誡,這裏用為對叔弓的讚美。昭公七年,晉國的韓宣子出使楚國,楚國沒有派人郊迎。楚公子棄疾出使晉國,晉侯也不打算派人郊迎。叔向説:“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于是晉侯派人郊迎。引詩見《小雅·角弓》,原詩為勸告周王不要疏遠兄弟而親近小人,這裏叔向用以提醒晉君為人行事將為民眾之典則,所以應該尊禮為善。可見,《傳》中人物常常以詩論人,以詩釋事,《詩》儼然成為修身立德的典范和行事為政的公理。

  “君子曰”是《左傳》作者評價人事、表明態度的直接告白,書中還以“君子謂”“君子以”“君子是以”之語表達同樣的意思。據統計,《左傳》以上述語言直接表達觀點者共88處,而用詩者竟達38處,涉及45篇次!《左傳》用詩首例便是隱公元年作者對潁考叔的評價:“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君子曰”的插入,不僅不讓人感到突兀,反而以其簡潔明快起到了點化的作用;而《詩》的引用不僅使評價有了縱橫歷史的高度,也突出了《詩》的典范意義。

   

  《漢書·藝文志》説:“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稱詩喻志,即賦詩言志,既可以臧否人物,還能夠觀國家興亡,可見意義重大。昭公十六年,晉卿韓起訪問鄭國,訪問結束,鄭國的子齹、子産、子大叔、子遊、子旗、子柳等六卿為他餞行。席間,韓起請六卿賦詩,並明言“起亦以知鄭志”,子齹賦《野有蔓草》,子産賦《羔裘》,子大叔賦《褰裳》,子遊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萚兮》,各以詩表達了對韓起的讚美、對鄭君的感恩、對未來的期許,所賦詩又均在《鄭風》,因而韓起聽後讚賞道:“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賦詩的原則是“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賦詩者不僅要賦詩成誦,還要連類所及,合于場景;而聽詩者不僅要理解對方賦詩之意,而且能夠以詩作答,表明己意。襄公十九年,魯國的季武子到晉國拜謝晉為魯出師,晉侯設宴招待他。范宣子代表晉君賦了一首《黍苗》,這首詩見于《詩經·小雅》,是一首讚美召穆公經營謝地的詩,顯然意在借此稱讚魯君,當然也有點老大自居的意思。所以季武子聽後馬上起身,拜謝道:“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谷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首先以小國安定來自大國庇護的認識,表明感謝之情;又以詩中“芃芃黍苗,陰雨膏之”之句做比,表明謝意之強烈;同時對詩意加以引申,表明對時常得到晉國庇護的期待。最後,季武子又賦了一首《六月》,詩在《小雅》中,為歌頌周宣王派遣尹吉甫討伐獫狁獲得勝利之作,季武子以此既是讚美,也是希望。

  在《左傳》的記事中,我們還可以看到,《詩》常常成為化解矛盾、提出要求最恰當的遮蔽和最堂皇的理由。襄公二十六年,衛國侵佔戚國東部邊邑,殺掉晉國戍卒300余人。于是晉與魯、宋、曹等國在澶淵會盟,並討伐衛國。衛獻公被迫到晉國並試圖參加會盟,卻被盛怒中的晉人抓了起來。當年七月,齊景公和鄭簡公相約到晉國為衛獻公求情,晉平公設宴招待他們。席間,晉平公賦《嘉樂》(今《大雅·假樂》),詩中有“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之句,既讚美兩國國君,也對他們的到來表示歡迎。國景子代表齊君賦《蓼蕭》,詩中有“蓼彼蕭兮,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之句,既表達見到晉君的歡喜和感謝,又向晉君提出以兄弟之義看待各位諸侯的希望。子展代表鄭簡公賦《緇衣》,詩中有“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之句,意思是説,我們這次來到貴國的朝廷,回去的時候希望能夠得到君主美好的賜予。可見,三人的賦詩都表達了情感,後二人也傳達了訴求。

  在這裏,詩是對思想的一種修飾,也是對語言的一種美化。它使得思想的表達極為委婉,極為詩意,使得語言的風格極為婉致,極為典雅,可稱“筆舌妙品”(錢鐘書語)。所以春秋時期的諸侯卿大夫都是從小就開始學《詩》,無論是攝職從政的男子,還是待字閨中的女子,也無論是中原各國,還是異族蠻夷,都必須爛熟于《詩》,做到隨時稱引。在當時,不能賦詩或聽不懂別人賦詩含義的人是被人所鄙視的。在諸侯爭霸、戰亂頻仍的春秋時代,賦詩言志為血腥的政治鬥爭蒙上了一層文質彬彬的溫柔色彩,的確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大景觀!

   

  在《左傳》的用詩中,我們還可以看到,其中常常間雜著一些引者的解釋,應該説這些解釋大多是斷章取義的,有許多是牽強附會的,不合于原詩的意義。但是其中反映出了一種傾向性,從這裏我們可以窺見時人對詩的一些認識。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説這是最早的關于詩的評論。宣公十五年,羊舌職稱《大雅·文王》中的“陳錫哉周”是説周文王能施“明德”;成公四年,季文子評價晉景公時引詩“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周頌·敬之》),強調“敬”的重要;襄公七年,韓無忌引詩“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召南·行露》)並解釋道:“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和為仁。”昭公元年,趙文子引《大雅·抑》“不僣不賊,鮮不為則”後,解釋説這是“信也”!在解釋《詩》的背景時,用詩者也常常立足于道德的層面。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戰前,申叔時評論楚軍時引《周頌·思文》“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之句,突出“德正”“時順”方可“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小雅·常棣》本是宴享兄弟時讚美兄弟情誼的詩,而在富辰的眼裏卻是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的警誡之作(《左傳·僖公二十四年》)。襄公二十九年記載的“季札觀樂”是難得的一份學術史資料,季札論周樂時秉持著“美”與“善”的雙重標準,“美”主要讚美其藝術形式,“善”主要評價其道德內容,其中已經蘊含著孔子“盡善盡美”的文藝觀念。僖公二十七年,趙衰推薦郤縠為城濮之戰晉軍元帥時,説他“説(悅)禮樂而敦《詩》《書》”,並説:“《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在“君子曰”的評論之語中,更是較多而集中地使用了“昭忠信”“不信之謂也”“求善”“敬主之謂也”等話語,涵蓋了忠、信、仁、善、敬、禮等許多觀念,以德義釋詩。以德義論詩,既體現了時人對《詩》評價的著眼點,從而奠定了儒家論詩的基調,也蘊含著以詩為教的思想,是儒家“溫柔敦厚”詩教精神的倡導者和先行者。

  《左傳》用詩雖然多“斷章”而“余取所求焉”,但由此可見《詩》在春秋已經具有的高度的經典意義,以及在上層貴族政治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它是表達內心情感和思想態度的溫婉手段,是衡量道德修養和政治情懷的共識標準,是評價人事得失和政治成敗的鮮明法則。不僅如此,引詩為證,還直接影響了漢代韓詩説的形成;賦詩言志,後來逐漸演化成為文人雅集賦詩唱和的文化盛景;論詩重德,奠定了儒家討論詩樂的價值標準。《左傳》的記事強化了《詩》的經典意義,推動了《詩》的經典化過程。

  (作者:張慶利,係遼寧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編輯:陳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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