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统区的新音乐运动
李 凌
国统区的新音乐运动，虽然受着反动政府的重重迫害，依然坚持发展起来，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在人民解放革命战斗中也尽了不少力量。
在国统区，反动派曾公开地用各种禁令，禁止组织新音乐的队伍，禁止创作、出版、发行以及歌唱新音乐的歌曲；更公开地解散新音乐工作团体，没收新音乐书刊，杀害、追缉并逮捕新音乐工作者，无耻地利用特务土匪从事破坏和威胁新音乐运动工作和新音乐工作者。在上海，一九四八年，单以“新音乐”一种刊物来说，就被没收四万份之多，而先后被杀害、被捕及被迫害而离境的工作同志就有五十位之多。
其次，反动派放纵鼓励“黄色音乐”的大量传播，想用色情的靡靡之音来麻醉人民，他们有计划地运用唱片、广播、歌场、舞厅以及发行大批黄色歌刊等手段，来麻痹人民的正义感和人民反抗的情绪。
再次，反动派僱用了某些个别思想不清楚的“音乐专家”，在社会中打着所谓“艺术”的幌子，来破坏新音乐运动的生长，在音乐学校里用机械的分数操行来迫害进步的同学。
另外，经济的严重逼迫，使好多新音乐工作者无法生活下去，以至削弱了他们应有的斗争效能。
但是，不管反动派怎样禁止、没收、迫害、欺骗，我们的运动还是扩展开去，我们的工作干部愈来愈多，战斗力量愈来愈强。
因为新音乐运动是和群众的革命运动结合在一起的，它是直接的、深入的、广泛的服务群众的革命活动，因此，有群众的地方，就有新音乐活动。
本来，当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反动的反人民的内战以后，国统区的公开的革命运动的重点放在大城市，农村暂时被割裂而独立斗争，文化运动的主力，也转向大城市集结，新音乐的队伍虽然也部分的往大城市集中，如上海、南京、昆明、广州……，但大部分依然分散在各个县市、乡村，甚至贵州、西康的各乡间均保有新音乐团体的组织。直至一九四七年，新音乐的工作据点还保持了六百多个单位（一九四二年共有二千四百多据点，后因战事影响，及战后复员的变动而减少了）。
在解放战争中，新音乐工作者，在革命运动的队伍中，在每个革命斗争中，表现了最光辉的成绩，特别是我们的歌唱指挥者，表现得最勇敢，如上海劝工大楼事件，指挥者庄枫的被捕，谢明、周碧珍、刘诗荣、司徒漠、杨匡民等被捕，陈良、廖一明、欧阳鑫、萧英、伯春、高洪、李敏等人被追缉，甚至连香港的歌咏指挥者郭杰也遭受拘禁的迫害。当时南京反动派有句妙语：“不怕你人多，只怕你唱歌”。他们说，只要有一个歌咏指挥的人来了，群众就立刻动起来，唱着歌不管死活地冲过来了。
在许多歌咏团里，就常常大批的训练指挥人才。当一个运动到来，他们立刻分散到游行队伍和群众大会上去教歌，又常常在别的歌咏团里担任起教唱指挥任务。通过这些干部又建立了许多新的歌咏组织，扩大了革命的基本队伍。就以上海一地来说，在新音乐分社与学联的领导下，曾先后展开近三百个歌咏团体，培养了近五六百人学生歌运干部，支持了广大的革命运动工作，和争取了五十次以上的大规模演出。
配合着这些运动，我们的作曲者也迅速地、紧密地工作起来。因为每一个运动到来，常常是比较时间迫促的，并且事先往往不可能从容布置，因此作曲者，或喜爱音乐的青年（有些甚至从未动过笔的），必需在迅短期间，反映群众要求，因此大多数是临夜赶作，更多的是随同游行队伍，在街头和群众一起临时集体配词作曲，如《坐牢算什么》（狱中配词），《反对内战》（街头），《坏东西》（狱中创作），《随便抓人啥道理》（狱中创作），《狗仔小调》，《拿饭来吃》，《警察都有好心肠》，《饥饿的行列》，都是在队伍行进中及受难中写成的。
在平时，作曲工作者也写了不少被广大群众所传唱的革命歌曲，如《唱出一个春天来》，《古怪歌》，《好地方》，《拉起手》，《集体力量最坚强》，《别让它遭灾害》，《五月的花》，《无屋住自己起》等等。大型的合唱如《祖国》，《田园》，《春天》等，广东方言歌曲《唱春牛》等，也团结、鼓励了广大的群众。
其次，配合着革命运动的培养干部工作，也有了不少成绩，这是一群赤手空拳的青年，自力创办了五所音乐学校（中华音乐院有上海、香港、新加坡、越南四所，以及上海的中国音乐学校），前后约共培养了七百四五十个干部，虽然规模较小，条件也不充分，但总算是有了难得的收获，此外还有育才学校音乐组，也团结了不少专家，训练了一批音乐专才。不过最大的培养干部的机构，还是各歌咏团，这里产生了成千的群众干部。
再次，值得提及的是作为国统区新音乐主要连系的指导性的刊物《新音乐》，在最艰苦中靠自力坚持了十年，出刊了一百一十五期，有时还同时出四种版（总社、华南、昆明、重庆）。
另外，还编译出版了五套从书，达五十一种。
另外，尚有许多各种各样的音乐刊物和歌选，如《春之歌选》，《人民歌选》等，都在极艰难的情形下争取出版和发行。
国统区的音乐会演出是不容易的，特别是要使演出内容充实的话。但我们仍然想尽了各种方法，利用各种国民党的所谓合法条件以及多样方式，竭力争取演出。
许多音乐教授、专家、电影音乐工作者，虽因客观环境所限，未能直接参加革命行动，但也间接地做了不少有意义的工作。
谈完了国统区的新音乐活动的情况以后，这里介绍一下它的特点：
一、是一种有组织的运动。它和革命运动密切结合，是比较有组织有计划的，全面性的一致行动。以刊物及音讯作为联系，在对抗困难时，个个坚持岗位，比如当皖南事变以后，我们的队伍，立刻计划到那一部分改变工作方式，潜伏工作，那一部分向国民党办的学校学习（当时是叫做借读），也就在里面展开了团结工作（如南京音乐院山歌社及中国音乐社
，达八九十人），到后来，大部分新音乐工作的基本干部，有组织的进行工作，如战后复员时，共同商决，不必太集中，到旧政协破裂时，立刻就把大都市的干部分成了第一线、第二线、第三线，部分隐伏下来，准备长久的进行残酷的斗争。像上海，直到最近解放时，我们广大的群众歌咏活动，及其他音乐工作基础，依然坚持着。
二、走群众路线。和群众一起，也从群众中扩大起来，每一地方，有音乐工作者，群众的歌咏工作就活跃起来，广大的音乐会（如几百到一千人，二千人大合唱）常常举行，新音乐工作者有一句口号：“无孔不入，入孔生根，开花结果”。刊物靠群众支持，五所学校也由群众办理。“走向群众，也来自群众”。就是说，工作和群众结合，也得到群众的人力物力的支持。
三、集体主义。在国统区，新音乐工作者，不仅是工作密切合作，连生活上也互相照顾，集体介绍职业，集体维持失业的或生病的朋友的生活费及医药费。如因革命工作而被迫逃亡，新音乐工作者到处都以群力来解决他们一切顾虑和生活负担，有时甚至连和新音乐有关连的诗人、歌舞剧员，都被照顾到，因此大家都说：“新音乐工作者天下一家。”香港、上海还有人说：“新音乐社是个收容所。”他们所创立的事业、物资，都是集体的，也因此使事业更巩固更扩大。
四、艰苦奋斗，有创造性。本来，新音乐运动在各文艺部门中是比较幼小，并且常孤军作战，其他文艺界的前辈，经常照顾的不多，但新音乐的发展，显得异常迅速，跌倒爬起来，向前走，每每在极端困难中想出办法，在条件不足中创造了条件。广东话“牛头裤，打天下”，他们常常是这样创造起事业来，并且生活非常刻苦，在香港，中华音乐院的教师们，若照香港当时一般人的收入每月总可在二三百元以上，而他们有七个月每人每月只有十元薪金，有时还没有；十二位教师，只有三套西装上衣，按照大、中、小因工作需要（如见教育官，或指挥，独奏……）轮流穿用，但是他们仍精神奕奕，永远是笑着工作，创辟了许多事业。
显然，国统区的新音乐运动还有着许多不足和缺点，譬如，许多城市，因为反动派的压迫和阻挠，使新音乐工作还未能广泛紧密的和工人结合，农民音乐工作也做得很少（只有某些游击区才做得好一点）；其次，工作的计划性还不够，检讨总结还不够尽善运用，比较严格的检讨制度还是去年才建立起来，还有创作上的某些右倾偏向（追随形式主义倾向）……等。
今天，中国大部分的地方已经解放了，彻底消灭蒋匪帮和全国解放的日子也不远了。新音乐工作的必须与工农兵相结合，很快就得以顺利开展了。新音乐的工作干部，在获得老解放区的同志指导之下，一定会更快的进步起来。我们一定要在毛主席的文艺思想的指导下，为建设新中国的新音乐而更加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