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隐“北方森林”，仰望“青藏高原”，为理想和信仰而创作

——专访中国音协副主席、著名作曲家张千一

张千一接受专访

　　“现在回想起来，我所有的创作灵感，所有的成功作品，几乎都来自广袤而壮美的土地，来自那些高原、山川、森林、草地、田野、大江大河，来自生活在这片山河中的各族同胞，以及丰富灿烂的民族文化。”中国音协副主席、著名作曲家张千一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立志成为一名作曲家，用音符来表达对祖国的爱，这炽热的爱从15岁学习音乐创作开始，已持续近50年。

　　1981年，刚刚二十岁出头、名不见经传的张千一凭借交响音画《北方森林》获得首届全国交响乐作品比赛一等奖从而一举成名。1994年，没有去过青藏高原的张千一创作出《青藏高原》，通过李娜的演绎很快传遍神州大地，如今已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一个在器乐、影视音乐、舞剧、歌剧、歌曲等诸多领域取得显著成就的音乐家不断地实现着自己攀登音乐高峰的跨越。2017年、2018年、2019年连续3年，张千一先后担任中国音协“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优秀创作成果演唱会的策划和艺术总监，2022年又推出“新歌唱新疆”优秀原创歌曲演唱会，并积极响应中国文联、中国音协重大主题创作了歌曲《一个都不能少》、合唱《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管弦乐《丰收之歌》等作品。近年来，张千一进入了大部头音乐作品的集中创作爆发期，《兰花花》（2017）、《青春之歌》（2023）、《映山红》（2023）三部民族歌剧收获极好的口碑，大型交响套曲《长征》（2016）、民族管弦交响曲《大河之北》（2018）、大型交响套曲《我的祖国》（2019）、大型交响合唱组曲《南梁颂》（2021）、交响诗篇《长城》（2023）等陆续推出，反响强烈。一系列的优秀成果都彰显着张千一音乐创作的三大主题：英雄情操、民族情怀、高原情结。

　　“音乐才是我的语言”，“让我用音符描绘祖国最美的风景，表达出孩子对母亲的深情”，张千一这样真情诉说自己的音乐心声。

　　一、“军人情怀、高原情结、民族情感，在我的创作当中非常重要”

　　中国艺术报：军人情怀、高原情结、民族情感，这三个DNA般的关键词，对您意味着什么？

　　张千一：如果没有军人的经历，我的作品可能达不到今天的境界。我的作品始终追求家国情怀，始终追求大爱。说到高原情结，我的很多作品与边疆民族地区、与高原有着特殊关联。民族情怀缘于我到过许许多多少数民族地区采风，云南我就去过40多次，西藏、新疆、内蒙古、广西、宁夏，包括其他民族地区，我经常去采风。少数民族文化对我的滋养是非常重要的，我有很多作品都是写少数民族题材。所以我觉得军人情怀、高原情结、民族情感在我的创作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艺术报：您出生于军人家庭，同时还是音乐家庭，父亲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还是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的演奏员，您认为父辈对您的深刻影响在哪里？

　　张千一：我从小受两方面影响。一个是我出生于军人家庭，从小生长在军区大院，受军队大熔炉影响非常深，后来我当兵，这一辈子从来没离开过军队。还有一个，我们家是艺术家庭，我父亲在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工作。小时候就听父亲单位排演的节目，包括声乐、器乐、舞蹈、歌剧等，尤其是歌剧对我的影响非常重要。

　　其中有一部歌剧《菊花岛》是用鄂伦春族音乐素材创作的，它的音乐对我影响太深刻了。在我创作第一部交响作品《北方森林》之前，并没有太多了解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基础。当时所在单位领导问我要写什么题材的作品，我想起从小听到过的用鄂伦春族素材创作的歌剧，就说自己要写展现北部边疆地域风貌的作品。于是就去了鄂伦春族聚居地阿里河体验生活，后来创作出了《北方森林》。

　　中国艺术报：您的哥哥张春一和弟弟张宏光也都是音乐界的知名人物，兄弟三人还被誉为“张氏三杰”，少时成长阶段兄弟三人有着共同的艺术理想吗？

　　张千一：我学音乐受哥哥影响，弟弟学音乐是受到哥哥和我的影响。我哥哥学双簧管，我随后也学管乐，学吹大管。到沈阳音乐学院附中读书后，虽然学的是木管乐器，但总觉得自己有颗想搞创作的心。我总觉得，动笔进行创作更能表达我对音乐的诉求。所以，大概15岁的时候我开始编配作品，而且是编配管乐作品，这对我帮助非常大。因为编配出来的一些总谱学生们演奏后，我就能听到音响效果。由此我对音响的概念得到重要提升。当时我做乐队演奏员时演奏《黄河》《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等作品的经历，对我现在的创作也有很重要的帮助。

　　中国艺术报：您少时求学的这段经历，以及各种民族音乐的吸收与浸润，跟现在的年轻人学音乐的方式不一样。

　　张千一：我自己的学习经历是非常独特的——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再再学习、再再实践。

　　我从音乐学院附中毕业后并没有马上考大学，而是到了社会去锤炼自己。然后我考进上海音乐学院学习，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后，再回到文艺团体搞创作。最开始是从技术方面来学习，之后进入到实践当中。回过头来我上研究生，是带着问题、课题去读书。我第二次的工作实践经历了18年。这18年间我创作了大量作品，包括器乐作品、影视作品、舞台作品、声乐作品。2002年我再次考入上海音乐学院攻读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专业的博士学位。我带着多年实践所积累的经验和困惑又回到了学校，这时我的学习更有方向。我要做什么？我将来要拿出什么样既有艺术性又有很高思想站位的作品？这些问题逐渐有了清晰的答案。

　　我深感如果经过几十年的创作没有及时地再储备自己、再武装自己，可能艺术资源就会枯竭。由于特殊的学习工作经历，所以我现在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很多朋友都说我现在的创作越来越高产，而且非常有质量，这和我的工作学习经历有关系，也跟我对创作的高要求有关系。

为中央乐团艺术家讲解《北方森林》（1981年）

　　二、40多年过去，《北方森林》听起来还是那样打动人

　　中国艺术报：不得不说，天赋还是非常重要的，当年名不见经传的您参加了1981年的首届全国交响乐作品比赛，您的交响音画《北方森林》一举夺得一等奖，真可谓一鸣惊人，而且那时您只有21岁。回头再看当时《北方森林》的创作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张千一：《北方森林》是我的处女作，其创作对我来说非常有难度，但是好就好在因为年轻，无所畏惧。通过《北方森林》的创作，我自己还有特别深的体会，就是成熟与否是个相对的概念，真诚是最重要的。因为越是年轻，创作热情越是宝贵，完全是真情的流露。我现在的作品一定没有《北方森林》那样有灵性。它是一种青年人的真诚，你感觉到好像你的眼前都是春天，一切都那样美好。

　　特别感谢我们这个时代。非常幸运在我创作初期就赶上改革开放，创作《北方森林》时我感受着国家日新月异的变化，感觉一切都有希望。《北方森林》对我意义重大，我因为它登上了中国乐坛。

　　中国艺术报：后来有没有跟当时的评委沟通过，他们为什么会选中这个作品？其实当时也有很多先锋的作品，也有一些很厉害的作曲家，为什么《北方森林》获得了一等奖？

　　张千一：说起《北方森林》的获奖，评委们觉得《北方森林》在当年的参赛作品中是有新意的作品。我用了印象派的、色彩性的表现手法以及五声纵合化和声语汇，同时遵循了传统音乐创作的总体风格。首届全国交响乐作品比赛中，汇聚了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几十年以来积累的优秀作品，几代作曲家聚集一堂，特别令人关注。那一届参加比赛的获奖作品都是上乘之作。我的机遇非常好，要是没有《北方森林》获奖，我还不知道要走多么漫长的道路。就是从那时开始，我更加坚定了要从事音乐创作、立志写出更多更好作品的信念。

　　中国艺术报：“去民间汲取，向生活学习”是您一直以来提高自身艺术修为的重要路径，这条路是不是也是从《北方森林》开始的？

　　张千一：从这部作品开始，我真的感受到了生活是多么重要。我到鄂伦春自治旗去采风，生活了45天。我那时坐着硬座火车，从沈阳到哈尔滨，从哈尔滨到齐齐哈尔，从齐齐哈尔到加格达奇，再从加格达奇到阿里河，到了一个非常陌生、非常艰苦的地方，但我真正感受到了生活的力量，它所赠与我的素材太宝贵了。

　　2018年中国文联、中国音协组织“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采风活动，我时隔38年重回阿里河，见到了许多鄂伦春族老朋友，其中有80多岁的歌唱家，我还记得她的名字叫色尔古楞，还有几位当年的乌兰牧骑队员，我们见面感到特别亲。他们不一定能够完全听得懂交响乐，但是他们记得有一个年轻人曾经到他们这个地方深入生活，用他们的音乐素材创作了一部大型交响作品，他们感觉到非常自豪。

在黑龙江《嫂子颂》MV的拍摄地（1993年）

　　三、“嫂子”的一双手托起了我歌曲创作的起点

　　中国艺术报：回看您40多年的音乐创作，几乎是步履不停，有没有分阶段地总结过您自己的创作历程？

　　张千一：一些理论家将我的创作归纳为4个阶段。我最早的创作主要集中于器乐作品的创作，就是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这个时期我主要还是学习一些近现代的创作技法，写了大量室内音乐、纯器乐作品。80年代中后期开始创作一些电影音乐。90年代初期一直到2000年左右，是我创作声乐作品最多的时期。比如《嫂子颂》（1991）、《青藏高原》（1994）、《走进西藏》（1995）、《相逢是首歌》（1996）、《在那东山顶上》（1999）、《传说》（1999）。90年代末期我还创作了舞剧《大梦敦煌》《野斑马》的音乐等。2000年之后，在上海音乐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创作量比较小，以舞台剧音乐为主，也有一些影视音乐的创作。博士毕业之后，主要创作大型作品，尤其是卸任原总政歌舞团的行政职务后，创作的时间更多了。比如大型交响套曲《长征》《我的祖国》、民族管弦交响曲《大河之北》等，歌剧创作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歌剧创作始于我在原总政歌舞团工作期间，但重要的歌剧作品创作于近些年，如《兰花花》《青春之歌》《映山红》这3部国家大剧院委约的歌剧作品。

　　中国艺术报：上世纪90年代，您进入一个歌曲创作的集中阶段，有没有分析过为什么会那么高产，并且创作出了那么多高质量的作品？

　　张千一：上世纪80年代我只创作器乐作品，对写歌有点不屑一顾，认为歌曲体裁太小、难度不大。其实主要还是没有底气，事实上写歌也很难。

　　1991年我接到电视剧《赵尚志》的音乐创作任务，导演李文岐的歌词写得特别棒，这让我的歌曲创作起点非常高。李文岐把歌词给我，说半年之后《赵尚志》做后期时再来找我。电视剧拍完他到北京找我时，我还不知道怎么写。他说都做后期了，要开始录音了。我就反复琢磨“嫂子”这俩字，据我了解中国的歌曲创作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两个字。东北人讲“老嫂赛母”，嫂子其实具有母亲一样的作用。我就设计像说话那样唱“嫂子”两字，最后主题就出来了，所有的“嫂子”两字都是上行的大二度，就像说话似的，所以这首歌恰恰成了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歌曲。它是用动机发展而成的拱形结构的一首歌曲，这在声乐作品中特别少见。文学的先导性作用太重要了。《嫂子颂》最开始不是主题歌，录音时大家都说这个歌太好了，不是主题歌太遗憾了，最后导演就把这首歌升格为主题歌了。

　　有学者研究我上世纪90年代的歌曲创作，数量并不多，也就几十首，但有影响的作品非常多。如1993年创作的《女人是老虎》，是非常有影响力、非常独特的一首歌。李娜当时办一个交响音乐会《我从黄河来》，我来组织这台音乐会的创作。我觉得音乐会缺一首特别有欢乐情趣的作品。当时词作家石顺义手头只有《女人是老虎》的词没人选。1993年，改革开放已经十几年了，人们已经逐步开始走向富裕，但是工作压力却大了起来。我觉得当时老百姓特别需要一种诙谐、轻松、愉快的歌曲来放松自己，于是《女人是老虎》应运而生。在演唱会上，这首歌一唱，一下子传遍大街小巷，成为了“爆款”。

《青藏高原——张千一名歌集》封面(1997年)

　　四、“那是从天而降的《青藏高原》啊”

　　中国艺术报：接下来就该是您歌曲创作的高峰《青藏高原》了。据说您创作这首歌曲是在从没有到过西藏的情况下用很快的时间写出来的，“呀啦索”像旋风一样席卷大江南北，而由此也开启了您的“高原情结”，您似乎对高海拔有着一种痴迷的眷恋，吸引您后来陆续进藏采风十余次？

　　张千一：1994年创作的歌曲《青藏高原》，既有它的必然性，也有它的偶然性。必然性就是经过了多年对西藏风格音乐作品的准备，偶然性就是给李娜创作。在1994年的一次聚会上，李娜唱了一些老歌，其中包括《北京的金山上》，我一听她唱藏族歌曲唱得特别好，便说有机会给她写一首。当年11月，纪念青藏公路通车40周年主题电视剧《天路》让我创作主题歌。当时他们拿来了一首词，我认为这首词光写了人，没有天，没有体现天人合一。后来我拿出了给李娜写的《青藏高原》歌词，王文杰导演看了后说就这首词了。《青藏高原》是写人在自然面前的一种感叹。创作过程中我和李娜磨合了3次。歌曲创作“词、曲、唱”三位一体很重要，歌唱家的尝试和打磨，真正能够通过她的个性把歌曲的艺术感染力发挥到极致。也正是凭借电视剧《天路》的音乐《青藏高原》，我第一次获得了中国电视剧飞天奖最佳音乐奖。

　　1995年为电视剧《孔繁森》创作歌曲《走进西藏》，我第一次走进西藏，写《青藏高原》时还没去过西藏。去西藏的这次采风让我刻骨铭心，因为我经受了严重的高原反应，可以说是生死考验，住了很多天医院。 《走进西藏》从采风到写出来，比创作《青藏高原》的时间多多了，“走进西藏也许会发现理想，走进西藏也许能看见天堂，走进雪山、走进高原、走向阳光”这也是我写的歌词，可以说是用生命的感悟写的。

　　《青藏高原》的第一声“呀啦索”仿佛从天而降，那个声音是天上洒下的声音，而《走进西藏》是从平地一点点走向高原的。《走进西藏》也成为了一首非常有影响力的作品，藏族同胞现在还在用多种形式在唱。

　　中国艺术报：后来您又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歌曲《在那东山顶上》，这首歌曲跟《青藏高原》《走进西藏》不论是体裁还是题材都不同，它是来自历史深处的。

　　张千一：《在那东山顶上》是电影《益西卓玛》的主题歌。《青藏高原》和《走进西藏》之后，我觉得我创作西藏题材作品的资源有些枯竭，所以就停了几年，许多藏族题材作品的创作都找到我，但我都回绝了。后来经过几年积累，谢飞导演找我写《益西卓玛》音乐的时候，我答应了。我以仓央嘉措的两首情诗为基础创作了《在那东山顶上》。第一首情诗就是歌名——《在那东山顶上》，“在那东山顶上，升起白白的月亮，年轻姑娘的面容，浮现在我的心上”。第二段我选择他的另外一首情诗，“如果不曾相见，人们就不会相恋，如果不曾相知，怎会受这相思的熬煎”。仓央嘉措的情诗穿越了时空，非常深刻。创作中我得到了一些启示。创作一方面是需要有成熟的歌唱家来演绎，同时也希望通过作品来挖掘更多年轻人。好作品需要有潜质的歌唱家来演唱，这对于她们的艺术生涯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

在昌珠寺与藏族孩童在一起（1999年）

　　2000年以后，我的创作更加综合，舞台剧音乐、影视音乐、器乐作品都有很多，但声乐创作并没有中断。为阿鲁阿卓创作了《格萨尔》《家园》等。上世纪90年代我的创作很少有民族唱法的，几乎都是通俗唱法的，这和那个时代整体的声乐作品创作审美趋向有关。而《青藏高原》的出现，对于民族通俗唱法有一个巨大推动作用，应该是“民通”唱法的一个重要应用。“民通”唱法结合了民族和通俗，后来还融入了美声。我觉得这种唱法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现象。2000年之后，我的许多声乐创作开始运用纯美声、纯民族唱法。2019年我为大型原创交响合唱《奋进新时代》创作的《一个都不能少》，被誉为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标志性歌曲。这首歌是用陕北的《船工调》作为素材来创作的，风格性很强。王宏伟的演唱非常大气，把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奔小康的豪迈意志演唱出来了。而2000年后我的创作集中在民族歌剧创作，歌剧更加要求声乐作品的戏剧性。

在新疆塔什库尔干采风（2013年）

　　五、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还要“还于”生活

　　中国艺术报：其实您一直没有停止过采风的脚步，尤其近几年通过中国文联、中国音协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采风创作活动，去了西藏、内蒙古、新疆等地，每一次艺术家们的“深扎”都带来了一台很完整很丰富的演出。

　　张千一：我从创作《北方森林》开始就一直非常重视采风。几十年下来，我走了很多的地方。中国文联、中国音协组织开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采风创作活动，很有意义。2016年，我们去了西藏，那一次走了15天，收获非常大，创作了许多好作品，推出了“格桑花开新时代”演唱会。2018年，我们带着这台演唱会到拉萨和日喀则进行了汇报演出，受到西藏各族人民热烈欢迎。我创作的《雅鲁藏布》《桃花雪》《拉萨之夜》等作品反映了时代的变迁。2018年去内蒙古采风，到了蒙古族生活的地方，还到了“三少民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和达斡尔族聚居的地方。那次采风收获也很大，我们推出了“歌从草原来”演唱会，我创作了《梦中的骑手》《蒙古包》等歌曲。2019年开始，我们连续3年到新疆采风，用自己的作品为“文化润疆”添砖加瓦，我也创作了《天山南北》《那拉提恋歌》《我的阿勒泰》等歌曲。2022年我们推出了“新歌唱新疆”演唱会。202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们还把多个民族地区，包括西藏、新疆、内蒙古、宁夏、广西五大少数民族自治区还有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少数民族风格的作品融合在一起，推出了一台名为“各族儿女心向党”的大型成果演唱会。

　　中国艺术报：您近期的创作大部头的作品比较多，更呈现出一种厚重感，可以说您还在不断修炼、磨砺和拓展着自己。

　　张千一：音乐创作除了思想性，很重要的还要有艺术性，要有艺术品位。艺术性需要技术来支撑，没有技术你即使想写什么也写不出来。我们在寻找人类共通的可听性。共通的可听性在哪呢？来源于生活。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还要“还于”生活。比如说《青藏高原》《在那东山顶上》这些歌曲最后就是还给了生活。在西藏，当地藏族同胞把它们当作了民歌来传唱。将来可能人们已经不知道这些歌是张三或是李四写的，但是这些歌却成了民族音乐宝库中的一分子。艺术来源于生活，我们向生活学习，我们要站在高位上提炼，要高于生活，最后要能把作品还给生活。我认为这样的一种循环特别完美。

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采风（2018年）

　　六、“在更重要的精神层面要做的事——用你的音乐说话”

　　中国艺术报：您曾经说过“在我的音符里，祖国是至高无上的主题”，近些年您创作的大型音乐作品《我的祖国》《大河之北》《长城》、歌剧作品《青春万岁》《映山红》等，其实都体现了您对祖国、对土地的爱恋。作为新时代的创作者，您希望创作出什么样的作品来回馈时代？艺术家怎么登上艺术高峰？

　　张千一：艺术家应该有自己的使命感，要为我们这个时代创作出有分量、有价值的作品。2021年我创作了交响合唱《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因为我觉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艺术家要有自己的表达。这首作品虽然标题看起来直白，但却是我们发自内心的一种表达。这首歌曲现在在各类演出中被广泛使用。我的很多作品都体现着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结合的美学观念。现在的青年人需要我们通过作品来引导和激发他们的信仰追求理想追求。创作歌剧《青春之歌》所要表达的最终诉求就是，人要有信仰和理想，任何时候信仰不可缺失。还有就是歌剧《映山红》的创作。“如果精神有颜色，那一定是‘苏区红’。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哎呀嘞’。”这是我创作这部歌剧一个最明显的指引。映山红就是“苏区红”，“哎呀嘞”就是兴国山歌。这部作品宣示着我们应该永远有一种追求。有理想、有信仰，如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才能不断走向强盛。

　　可能是年龄的缘故，我现在与当年创作《北方森林》时的视角的确不一样。我现在比较关注宏大主题，另外就是一定要写有分量、有精神含量的作品。现在讲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需要艺术家通过作品去体现的。我现在的创作压力还是很大，但是我不会随波逐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太符合我创作的一贯主张和愿望了。艺术家就应该到生活当中去，不能闭门造车。像创作大型交响套曲《我的祖国》，用两年时间是写不成的，经过了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积累，才有了《我的祖国》。每次采风、体验生活都为我的创作进行了很好的积累和储备，也收获了很多的启发和思考。总之，艺术家的作品一定要扎扎实实、有血有肉，但这个扎实的血肉从哪里来？还是要从生活当中来。所以我还要继续深入生活、继续努力，还要加油！

大型交响套曲《我的祖国》国家大剧院演出结束后向观众致意（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