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海上丝绸之路(记者观察)
　　——揭开东南亚沉船蕴藏的宝藏与故事
　　本报驻泰国记者 丁 刚
　　11月15日，“大海的方向——华光礁Ⅰ号沉船特展”在海南省博物馆展出，引发了公众对海底文物的浓厚兴趣。中国南海海域与地中海、加勒比海并称世界“三大沉船坟墓”，这里蕴藏着无数的宝藏和故事。然而，近年来南海海域盗宝式的非法打捞却给文物保护带来了新的难题。
　　一个又一个中国与世界联系的秘密——
　　传递丰富历史信息
　　走进坐落在滨海湾的新加坡艺术科学博物馆，看到来自海底沉船的唐朝金杯，令人感叹工艺精美的同时，也情不自禁地猜想起它背后藏着什么动人的故事。在东南亚诸国的国家博物馆里，那些从海洋深处打捞出的中国文物，不断地增加着“镇馆之宝”的分量，也不断地填充着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以及中外交往史的“空白点”。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调查表明，水下隐藏着丰富的文化遗产，主要为古老沉船的残骸，全世界大约散落着300万艘未被发现的沉船。而中国南海海域与地中海、加勒比海并称世界“三大沉船坟墓”。中国水下考古中心曾作出推测：南海古沉船不少于2000艘，现在已经掌握了200多艘沉船的信息。
　　近年来，随着深海沉船打捞技术的进步，南海及其周边海域的沉船打捞更是屡有惊人发现，大批从这一海域出水的文物，揭开了一个又一个中国与世界联系的秘密。本报记者在泰国曼谷大学东南亚陶瓷博物馆查到的数据表明，在东南亚国家正式登记的已打捞出沉船的地点截至目前共有118处，大多为上世纪80年代以来所发现。其中以菲律宾最多，为41处，印度尼西亚27处，泰国23处，马来西亚17处，越南10处。这118处地点所打捞上来的沉船，足以组成一支庞大的多国舰队，从历史深处缓缓驶来。其中有来自中国的，也有来自欧洲、西亚地区的，而所有沉船都装载了中国的精美陶瓷和金属器皿，有的甚至还装有瓜子和茶叶。
　　本报记者在半年的时间里，先后在新加坡、菲律宾的马尼拉和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参观过三个大型沉船打捞文物展，并采访了展览主办方和一些专家。
　　在新加坡艺术科学博物馆，自今年2月开始到10月结束的“下西洋：唐代沉船珍宝”展览，展出了1998年在印尼海域打捞的沉船上的450件稀世珍宝，几乎全是“中国制造”。展览的简介说，这艘公元9世纪的阿拉伯商船的出水文物共有6万多件，系首次最大数量的集中展出，也是全球巡回展的第一站。
　　在吉隆坡的马来西亚国家博物馆，不久前刚刚谢幕的“神奇的沉船宝藏”展览，展出了近年来打捞的13艘沉船上的240件文物，这些沉船最早的是公元10世纪，最晚的是19世纪，船上所载物品大部分为中国瓷器。
　　在马尼拉的菲律宾国家博物馆，沉船“圣地亚哥”打捞文物展已成该馆固定的展出。这艘在1590年由中国人设计、菲律宾人建造的商船，后改装为西班牙殖民者的战舰。考古人员从1991年开始打捞，发现了3万多件陶瓷器皿，其中有数千件为“中国制造”，还有来自越南、缅甸、泰国等国的陶器。
　　深海沉船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历史信息。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的研究人员谭海迪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从研究者的角度看，出水文物的金钱价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传递出的历史信息。比如，在新加坡展出的公元9世纪的“黑石”号及其船上打捞出的大量珍贵文物，可以为研究中国、东南亚和世界史的专家提供大量实证。全球多国学者已经通过对“黑石”号上文物的研究分析，在有关经济史、贸易史、造船史、陶瓷制造史和艺术交流史等诸多领域有了新的发现。
　　记者在马来西亚国家博物馆的沉船文物展中看到，2003年4月马来西亚在婆罗洲附近海域打捞出的一艘商船年代久远，船上所载物品证实，该船大约为公元960年到1126年间制造，载有303件陶瓷器、250公斤陶瓷和数十件铜器。起先，考古人员未能确定这艘沉船是哪国制造，但有关专家对随打捞物品一起出水的一些木材碎片的样本作了分析，大致确定该船建造所用木材系生长于温带地区的树木，由此确定为“中国制造”。该馆的解说员告诉本报记者，如果对此船建造材料的进一步分析能够确认是中国所造，无疑会对中国造船史的研究产生一定影响。
　　美国学者约翰·盖伊和中国学者王丽明在对“黑石”号沉船的研究中发现，“黑石”号的瓷器上印制的大量生动的艺术图纹，印证了公元9世纪这一时期中国与波斯湾之间活跃的文化交流。船上的陶瓷烧造于中国各窑口，器物上的装饰与图纹具有明显的伊斯兰元素，是以伊斯兰工艺品为模板，为迎合伊斯兰市场而设计制作的。这些图纹被复制于陶瓷上，又出口到波斯湾，完成了艺术制作上的一个有趣的循环，成为当时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真实写照。
　　记者在曼谷大学的采访中还了解到，“明断档”(又称“明空白”，The Ming Gap)也是一个有趣的研究课题，其意思是指在东南亚诸国迄今打捞出的沉船文物中，极少见中国明朝早期的青花瓷。多年来一直在曼谷大学从事陶瓷考古研究的美国专家罗克斯安娜·马乌德·布朗在其新书《“明断档”与东南亚沉船瓷器》中，对这一现象做了深入分析。她认为，一方面这是因为明洪武(1368—1398)初年一度实行“海禁”，进口青料就断了来路；另一方面，恰恰因为“明断档”，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陶瓷业在这一时期有了很大发展，在同期和之后的沉船上就发现了大量由越南、泰国等国制造的瓷器，这些瓷器部分采用了中国的工艺和图案。罗克斯安娜的研究证明了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与产业发展早就有了融合与互动的关系。
　　谭海迪还告诉本报记者，通过对沉船的研究，学者们可以确认这些商船的航行线路。正是通过对东南亚地区新近发现沉船的研究，一条从中国向欧洲、非洲伸展而出的海上丝绸之路才更加清晰。新加坡《联合早报》不久前在一篇有关沉船打捞的报道中说，从中国过去20多年的水下考古及南海一带的沉船出水来看，自五代以来，海上丝路贸易一直频繁持续，而东南亚成为重要的转换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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