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華盛頓１１月１５日電 隨筆：“我也是”，你有勇氣説出嗎？
新華社記者徐劍梅
入秋以來，大西洋兩岸，社交媒體上帶著“我也是”話題標簽的性騷擾控訴，從演藝圈、新聞界延燒到政界，讓劣跡斑斑的知名人物一個接一個形象坍塌、事業停擺。
１４日，在美國國會眾議院的一個聽證會上，有議員披露，兩名現任國會眾議員已被指控性騷擾他人。眾議長保羅·瑞安隨後宣布，眾議院將強制性要求全體聯邦眾議員及工作人員接受反性騷擾培訓。美國參議院此前通過決議，規定參議院所有人員包括無薪實習生，在就職６０天內必須接受反性騷擾培訓。
１０年前，《大西洋月刊》女記者索菲·吉爾伯特剛出大學校門，參加一個女性對話會，會場裏大約有２００人。主持人請在場曾經遭遇性騷擾的人舉手，只有六七只手遲疑不決地舉了起來。主持人于是要求在場所有人閉眼舉手，這一次幾乎所有人都舉起了手。
吉爾伯特説，１０年前，她為美國有這麼多女性遭遇過性騷擾而驚訝；而現在，如果發現有誰沒碰上過這種事，她才會感到驚訝。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和《華爾街日報》聯合進行的最新民調顯示，目前美國在職女性中，４８％的人説她們曾經在工作場所遭遇言語或肢體上的性騷擾。６２％的男性和７１％的女性認為，在美國，工作場所的性騷擾是普遍現象。
性騷擾的長期、普遍存在，固然與性別不平等有關，但更主要的原因恐怕是權勢者的自我膨脹、恃強淩弱。受害者在遭遇騷擾的同時，還不得不面對職場處境、職業發展遭受威脅。也往往因為這一緣故，這些受害者忍氣吞聲、被迫屈服。
在好萊塢金牌制片人哈維·溫斯坦長達３０年性侵醜聞曝光後，好萊塢女演員阿莉薩·米拉諾在社交網站推特發送了這樣一條資訊：“如果你曾經遭遇性騷擾或者性侵，回復這條推特，寫‘我也是’。”
推特發言人説，２４小時內“我也是”這個話題標簽被推送將近５０萬次。據美聯社報道，在社交網站臉書上，這一標簽不到２４小時就産生了逾１２００萬個帖子和回應。
在兩周內，從北美到歐陸，從南非到伊朗，在全球至少８５個國家和地區，“我也是”話題標簽在推特上的推送量超過１７０萬次。參與者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不少國家網民創建了自己的版本：在意大利，話題標簽變成“在那個時候”；在法國為“揭發那頭豬”。
一個名叫“對男性的呼喚”團體創建人特德·邦奇説：“太多男性對女性遭遇性騷擾保持沉默，而這種沉默是性騷擾問題的一部分。”
邦奇認為，把女性視為物品、財産，認為其價值低于男性的這種想法不僅僅存在于好萊塢；在美國，所有男性，即便對女性非常友善的男性，多多少少都受過這種教導，又把它傳給子孫。
盡管“我也是”話題在社交媒體上的參與度很高，但勇敢將自己經歷説出來的仍然只是冰山一角。向職場性騷擾説不，工作和私生活難免會受到影響，需要承受的個人壓力難以言喻。
《金融時報》載文説，性騷擾第一位指證者尤其需要巨大勇氣。吉爾伯特認為，長期以來多數美國女性恥于承認遭到過性騷擾或性侵，將之作為個人隱私深藏于心。
但沉默是有代價的。或許最大的代價，就是性騷擾的普遍性、長期性，以及社會近乎習以為常的麻木與漠視。而從心理學上講，不能真實地説出過往經歷，傷痛就難以愈合。
網絡風潮，驟起驟落。“我也是”話題標簽風行社交媒體，讓人們感受到性騷擾普遍存在。然而，這能否切實帶來社會改變？
上述民調發現，４４％的受訪女性表示，在名人涉嫌性侵案接踵曝光後，她們現在想要“公開説出”自己的經歷。與此同時，７７％的男性表示，“如果看見一名女性受到不公正對待，（他們）現在更願意公開説出來”。
４０年前，美國法律對性騷擾還沒有明確定義。《紐約時報〉日前報道，１９７９年，律師凱瑟琳·麥金農援引美國１９６４年《民權法》第七條，把性騷擾作為歧視的一種形式，以此為由提起訴訟。１９８６年，她在美國最高法院打贏了性騷擾官司。
社會進步如逆水行舟。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２０１７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顯示，從全球范圍看，男女平等狀況十年來首次出現倒退。報告根據全球男女收入差距進行估算，從職場角度實現男女平等需要再等２１７年。
等，有用嗎？説出來，讓人們知道，這是改變的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