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為什麼想在非洲撒三百億美元?

發表于  2016/09/08 06:30   約8分鐘

Japan's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C) inspects a guard of honor mounted by members of the Kenya Air Force ahead of the Sixth Toky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frican Development (TICAD VI) at State House in Kenya's capital Nairobi, August 26, 2016. REUTERS/Thomas Mukoya

安倍致力于“開拓非洲”的大目標,是想“經援換票”,通過提供經濟援助換取非洲國家支持日本“入常”。

 

日本:曾經的援非大戶

  8月27-28日,第六屆東京“為非洲發展國際會議”(TicadVI)在肯尼亞首都內羅畢舉行,閉幕時發表了《內羅畢宣言》,表示日本和非洲將致力于“基于規則的海洋秩序”,並“攜手推動安理會改革”。

  參加會議者總人數號稱六千,日本有多達一百五十個以上公司、單位派代表出席,會議期間有二十二家日本企業、機構和二十六個非洲國家、次區域組織共簽署了多達七十三項諒解備忘錄。在會議期間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宣布,今後三年內日本政府和民間將共計向非洲投資三百億美元,並實施一千萬人次的人才培養計劃。

  對此一些中國國內分析家稱,日本此次“大手筆援助非洲”的目的有三:覬覦非洲廣闊市場和豐富資源;爭取非洲支持日本“入常”;和中國在非洲展開競爭。

  這樣的分析並非全然沒有道理,卻忽略了一個事實:日本原本就是對非援助大戶。

  自上世紀七十年代起日本就致力于對非援助,至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達到高潮,當時日本對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直接援助佔比高達近百分之五十,換言之,佔據了非洲所獲國際直接援助的半壁江山。當時冷戰剛剛結束,美俄均大幅度減少在非洲的“賭本”,中國則因自身戰略的轉型,在那一時期同樣減少了對非援助、尤其無需返還的大宗直接援助,日本援助起到了填補空白、滿足急需的作用,在當時獲得相當可觀的正面反響。

  但自那以後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對非援助在長達二十多年時間裏一路下滑,近年來雖有反彈,但和其他洲外大國橫向比較則相形見絀,日援佔對非直援比重也下滑到百分之二十左右,且大多係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和日本國際合作署(ACCI)牽頭、私人企業出資,既缺乏熱心,也不願向長線、高風險項目注資,這在日方而言固然無可厚非,但對非洲各國而言則是不可接受的,正如一位西非國家中央銀行(BCEAO)尼日利亞籍高管此次內羅畢會議前所坦言,長線、高風險項目主要是和基礎設施建設及工業化發展有關的項目,這恰是非洲所最急需、對非洲可持續增長最為關鍵的項目,日方在這些方面“避重就輕”,令不少非洲國家感到失望,甚至不滿。

  當地時間2016年8月28日,肯尼亞內羅畢,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出席第六屆非洲開發會議。

 

日本人許諾的三百億美元能兌現嗎?

 

  去年底,非洲聯盟提出“2063議程”,強調在發展基礎設施和工業化、城市化的基礎上推動非洲可持續發展,但以非洲自身實力並不足以擔負起如此“宏大敘事”,因此近來它們一直借各種平臺向洲外夥伴提出呼吁,希望加大對基礎設施、工業化等項目的投資和幫扶力度,對日本也並不例外。原本日方計劃將所謂“安倍倡議”當作此次內羅畢會議的重點,所謂“安倍倡議”,即通過在非洲加強教育和勞動力培訓,以及向非洲青年提供留學機會,增進非洲對日本的了解和感情,促進非洲和日本企業、尤其私人企業間的關係。但“安倍倡議”被多數非洲與會國認為“換湯不換藥”,反應冷淡,最終迫使安倍作出妥協,轉而把“三年三百億美元”當作重頭戲來渲染。

  但這“三年三百億美元”在許多明眼人看來,也是中看不中吃的“樣子貨”,而安倍的這番姿態,也不免“朝三暮四”的狙公伎倆之嫌:“三年三百億”固然喊了出來,但那個“政府和民間”的定語卻不應被忽視,安倍並未詳細解説其中多少歸政府出,多少歸民間出,倘仍沿用JICA/ACCI的老套路,政府搭臺,商業私人資本出資,則其效果、力度等于沒有變化,非洲各國所期待的長線、基礎項目、高風險項目投資依然不知何在。一些分析家指出,安倍近年來在推動國際合作、援助時囿于日本國力、財力的今非昔比,一直採取這種看上去“多快好省”的借力打力之法,也因此吃到許多苦頭,曾被人認為十拿九穩的澳大利亞潛艇合約就是因為政府一頭熱、企業一頭冷,最後功虧一簣。

  “人才協力”既是上屆東京“為非洲發展國際會議”(TicadV)的主題詞之一,也是“安倍倡議”的核心內容,此次會議上安倍承諾也著眼于此,在這方面非洲對日本有所期待,但也並非沒有擔心,一位塞內加爾外交官就指出,TicadV就提出“人才培訓戰略”,但第一批受益前往日本進行三年培訓的塞內加爾學生才十二人,第二批不過十六人且至今都沒能成行,究其所以,同樣是因為“許願的是政府,還願的是企業”,後者對此缺乏熱情,且同樣看不到實際利益。十六人尚且如此,遑論一千萬?
正如一些分析家所言,日本雖然經濟長期低迷,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綜合國力和財力仍然雄厚,但日本經濟已經歷轉型,“制造業王國”時代對大宗産品的需求和胃口早已是明日黃花,日本出口企業雖仍然注重非洲市場,但相對于其他市場而言,其重要性至少並不居前列,在這種情況下,商業資本對向非洲大手筆“輸血”的熱情遠不及更多考慮非經濟因素的安倍,也就不足為奇了。

  當地時間2016年8月28日,肯尼亞內羅畢,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與肯尼亞總統肯雅塔舉行聯合新聞發布會。

 

安倍的醉翁之意

 

  安倍致力于“開拓非洲”的一大目標、甚至可説是最大目標,是想“經援換票”,通過提供經濟援助換取非洲國家支持日本“入常”,但這恰是最不可能實現的目標:自2009年非盟蘇爾特峰會以來,非盟各成員國在安理會改革問題上已達成所謂“泛非共識”,即暫不內部推舉非洲自己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候選國,而是先集中精力爭取安理會改革的利益最大化,高級目標是兩個常任理事國、五個非常任理事國,低級目標是至少一個常任理事國席位,此外還呼吁“提高聯合國秘書處效率和增加非洲代表性”,尤其重要的是“堅持獲得有否決權的常任理事國席位”和“堅持非盟用一個聲音説話,反對非盟成員國自行其是”,而日本等G4國家(另三個是德國、印度和巴西)卻一直試圖遊説非洲國家放棄否決權要求,以便減少安理會改革的阻力,“保送”自己“入常”,更屢屢繞過非盟直接遊説尼日利亞、肯尼亞、南非等其心目中的“目標國”,這些在非洲各國而言都犯下了大忌。一位貝寧外交官曾指出,“否決權是否放棄”會成為非洲和G4結盟的最大障礙,盡管G4努力説服具體的非洲候選國家放棄否決權要求,和自己保持一致,但那些被遊説的非洲國家不可能這樣去做,“那樣非洲其他國家就會不支持改革方案了”。安倍是G4國家中做上述努力最多、最積極熱心的,也自然成了犯大忌最多的,事倍功半自在情理中。此次《內羅畢宣言》最終只泛泛提到“攜手推動安理會改革”,照《達喀爾太陽報》等一些非洲媒體的看法“等于什麼也沒説”。

  自TICAD機制1993年設立以來,前五屆都在日本東京舉行,令會議得了個“東京論壇”的非正式名稱,但此次會議前非洲各國態度堅決地將主場爭取到非洲本土,一些非盟人士稱,這在一定程度上是“非洲各國不滿日本在此平臺上一味強勢、掌握話題設定權”所致,非盟更私下將之視作“重大外交勝利”。此次會議期間,非洲各國一次又一次迫使日本方面讓步,“海洋安全”這個日方原本打算“有所寄托”的話題最終變成了無具體指向的泛泛而談,“安倍倡議”這個“重頭戲”甚至連名頭都沒怎麼被提及,正如“馬裏網”上一位前藍盔兵指揮官所言,盡管內羅畢會議看似達成了許多“共識”,但“其實除了共識這個詞以外就根本就沒什麼共識”。

  非洲有自己的利益、戰略和考量,日本也好,其他洲外國家也好,在根據自身利益、戰略制訂和推動其非洲政策時,切勿忘記這點,錯把自己當成了非洲話題的主角。

作者觀點不代表新華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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