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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時代,
    “新”在哪?

  •      中國特色,
    “特”在哪?

  • 舉什麼旗,
    走什麼路?

  • 改革如何再出發?

  • 世界怎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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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盡管中國發展取得巨大成就,贏得了很多國際上的掌聲,但是中國也看到自己所處的時代和內外部的環境。

中共領導層具有十分清醒的頭腦,在充分肯定自身所取得的成績基礎之上,直面挑戰並展望未來,對所面臨的問題有著非常嚴峻和冷靜的思考和判斷。

李稻葵

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中國經濟在新時代有三個特點,即超大規模的實體經濟、要素相對成本的逆轉、國民需求的高端化和多元化。

我們已經不是一個資本和資金短缺的國家了,相反我們是資金和資本相對充足的國家。

范周

中國傳媒大學文化發展研究院院長

隨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堅定文化自信、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依舊是亙古不變的文化初心與使命。

從十九大到二十大,是“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歷史交匯期。歷史交匯期的時代背景下,文化産業在未來必將成為經濟發展新的增長極。

宋魯鄭

臺灣問題專家、旅法學者

如果説對于西方而言是如何借鑒中國進行自我改革的話,那麼對于廣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成功無益鼓舞了它們發展的信心,更為它們樹立了一個成功、依靠自己、非西方文明的榜樣。

曹鵬飛

中央黨校馬克思主義理論部副教授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新的歷史坐標當中,將不僅是作為中國問題的解決方案而存在,同時也是其他發展中國家在走向現代化的進程中極具競爭力的成功方案、優質方案和高能方案。

趙可金

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教授

我們黨和國家的發展戰略正在發生歷史性調整,不再追求高速度的經濟增長,而是追求平衡的發展和充分的發展,努力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和國家的長治久安。

鄭永年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中國共産黨執政的政治認同基礎,就是看有沒有實現這個使命,具體來説就是向老百姓承諾的要做的事情,對中華民族所承擔的責任。這跟西方計算選票的合法性是很不一樣的。

林毅夫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那些剛取得政治獨立的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西天取經”的心態。幾十年的實踐證明,發展中國家尚無依靠“西天取經”實現現代化成功的先例,用西方國家的理論也不能解釋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所創造的經濟奇跡。

夏春濤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黨委書記,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世界意義,主要體現在深刻解答了兩大全球性問題:一是發展中國家能否找到一條不同于西方的發展道路,實現快速發展;二是世界社會主義是否已經終結。

賈康

著名財經專家,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

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的重要論斷,成為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進現代化宏偉事業的戰略性認識依據和設計指導方略的關鍵性原點。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我們著力化解社會主要矛盾而為現代化“中國夢”奮鬥的主線。

蔡昉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提高收入水平是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也是緊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需要常抓不懈的工作。

黨的十九大把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確定了明確的目標,部署了切實可行的戰略,提出了扎實有力的措施。

李稻葵

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絕對不是敲鑼打鼓、輕輕松松就能夠實現的,要用新思維來迎接這一嶄新的時代。我想説,中國未來的發展不僅要講好中國故事,更要研究出中國自己的理論。

鄭永年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在今後的幾年裏,中國有足夠的能力實現第一個一百年的目標,這意味著十九大之後中國會把重點放在實現第二個一百年的目標。

要實現第二個一百年目標,中國仍然需要有利的國際環境。今天的中國正在經歷一個非常關鍵的轉型,即從早期的“抓住機遇”到“創造機遇”。

胡偉俊

麥格理集團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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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鄭永年:新時代的清醒判斷

中國共産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最重要的議題就是要回答我們從哪裏來、到了哪裏、往哪裏去的問題,中共十九大也是如此。這三個問題是一個基本判斷,而基本判斷是最重要的。中國共産黨是一個使命黨,只有有了基本判斷,中國共産黨才能確定新的使命和未來的發展方向。

1949年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産黨完成了建立新中國這一近代以來最艱巨的任務,在新中國成立之後的30年裏,一套國家基本政治制度得以建立。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後,鄧小平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這也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內容。中共十三大提出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再次強調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

新時代,新判斷,新使命。現在,中國發展到了一個新時代。新時代不是一個名詞,它是中國共産黨基于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達到一定階段,但發展還不平衡不充分的現實,所做出的新的基本判斷。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與此同時,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沒有改變中國共産黨對中國社會主義所處歷史階段的判斷,中國仍處于並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中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

盡管中國發展取得巨大成就,贏得了很多國際上的掌聲,但是中國也看到自己所處的時代和內外部的環境。社會主義不是敲鑼打鼓就能幹出來的。中共領導層具有十分清醒的頭腦,在充分肯定自身所取得的成績基礎之上,直面挑戰並展望未來,對所面臨的問題有著非常嚴峻和冷靜的思考和判斷。

十九大報告中描繪了未來藍圖:從十九大到二十大,是“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歷史交匯期。中國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又要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徵程,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

這幅藍圖的描繪就是基于基本判斷。從經濟上説,中國已經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從這些年的政策討論來看,中國的焦點已經是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把國家提升成為一個高收入經濟體,即富裕社會。中國目前人均國內生産總值(GDP)超過8000美元,按照“十三五”規劃,到2020年人均GDP要達到1.2萬美元。但更重要的是,中國人民在滿足了溫飽、總體上實現小康的情況下,其他方面的需求,例如對美好環境、社會公平正義等的需求,也在與日俱增,進而顯現出中國經濟和社會、經濟和環境或者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間的發展不平衡,所以十九大報告中提出要“更好推動人的全面發展、社會全面進步”。

中國共産黨在新時代做出的新判斷,不僅關乎中國本身的發展,而且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來源: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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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稻葵

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李稻葵:中國經濟在新時代的三個特點

11月2日,著名經濟學家、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弗裏曼講席教授,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CCWE)主任李稻葵在“人文清華講壇”中發表主題為“中國經濟:新時代 新思維”的演講。在演講過程中,李稻葵分析了中國經濟在新時代的三個特點,即超大規模的實體經濟、要素相對成本的逆轉、國民需求的高端化和多元化。本文根據演講實錄整理:

“綠色”與“共享”是未來四年的最大看點

新時代的中國經濟有什麼特點、有什麼挑戰,需要怎樣的新思維?這是十九大勝利閉幕之後大家特別關心的一個重大話題,今天跟大家交流一下我個人的一些想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經濟毫無疑問也進入了新時代,那麼中國經濟在新時代有什麼特點呢?我總結出三個比較有意思的新特點。

第一個特點是什麼?咱們看一張圖,這張圖不是清華校園,那怎麼一夜之間搞得遍地都是共享單車呢?共享單車的背後是什麼?當然你可以説有智能手機、互聯網、微信、支付寶,這些是肯定的,但是還有一件事你們想過沒有,這麼多共享單車幾乎是一夜之間蹦出來的?它反映的是咱們中國人至少生産自行車的能力是很強的,甚至于是過剩的。事實上咱們國家自行車的生産量在全球至少佔一半,而且生産能力還用不完,所以中國經濟的第一大特點我總結為超大規模的實體經濟。

實體經濟的規模非常之大,下面這張圖是中國、美國、日本這三個經濟體刨除服務業、金融業、律師服務之外,實在的、看得見摸得著的産品的産量。

上面那個藍線是咱們中國經濟,現在已經是接近6萬億美元了,咱們總體經濟規模12萬億美元,遠遠比美國高了。2001年的時候,美國的實體經濟是中國的3.7倍,日本的實體經濟比咱們還高一點。

上面這張圖藍的部分是中國實體經濟的規模,現在咱們實體經濟的規模是美國的1.3倍,不是多一點兒,是多30%,比日本就多更多了。這個圖上中國是藍色,黃色是日本,日本整個經濟的規模,自從2010年被咱們超過去之後,現在只剩下不到咱們一半了。當然我這裏強調的是實體經濟的規模,所以實體經濟,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的産量,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點。

同時,咱們的儲蓄非常多。打個比方,假如中國經濟是個家庭,這個家工作很努力,經常周末不休息,晚上還加班加點。這個家庭每年至少40%生産出來的産品和服務自己消費不了,然後就儲蓄了,儲蓄是經濟增長之源。

講一個例子,明朝的增長速度你們知道嗎?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的團隊花了13年時間,專門研究明朝,後來又算了北宋、清朝的整個經濟結構和經濟規模。我們發現,從北宋到明朝再到清朝,增長速度每年也就是0.3%左右,當時的儲蓄好的年份有3%,經常是負儲蓄。為什麼?因為打仗帶來了災難,為了保命得把耕牛殺掉。所以今天中國經濟儲蓄非常多,儲蓄非常重要,它是經濟增長之源。

我算了一下,從本世紀初到現在,股市高高低低,最高的時候到了6000多點,中間又起來一下,現在回到了3000多點。這個過程我算了一下,這17年,大概平均每年3%的回報率,不算高。為什麼股市起不來呢?原因非常多,其中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不分紅。上市公司是掙錢的,掙了錢不分紅,我們的分紅率在全世界幾乎是最低的。所以上市公司事實上掙了很多錢,用我們的話來講是作為企業未分配利潤,這部分也是中國經濟重大的儲蓄來源,這叫企業儲蓄。事實上企業儲蓄的比重比百姓的儲蓄還多一點,中國經濟的整個國民儲蓄一半以上是企業儲蓄。其實還有一部分人,可能是非常重要的群體,比我們普通城市居民的儲蓄還多,那就是中國的農民。中國農民怎麼儲蓄呢?中國的農民也是從中國工業化過程中獲得紅利的,所以農民兄弟也是我們國民儲蓄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是我們中國的一個大特點:儲蓄高,實體經濟規模超大。

特點二:要素相對成本大逆轉

新時代的第二個特點,是要素相對成本的大逆轉。這張圖是我們一個重要的電器生産商的無人車間,見不到人,全是機器。還有什麼有意思的變化呢?下面還有一張圖,京東做實驗,無人機送貨,無人機這種技術已經成型了,説明咱們中國企業的技術獲得能力很強,技術不貴了,資本也不短缺了。

剛剛的無人車間説明什麼?説明現在中國的資本量大幅度上升了,每一個工人的背後跟著機器、跟著設備、跟著他的工具數量大幅度上升了。

我們算一筆賬,中國經濟過去十幾年,勞動力幾乎沒有增長,勞動力現在少了,資本上去了,這是中國經濟在新時代的一個重大特點。我們已經不是一個資本和資金短缺的國家了,相反我們是資金和資本相對充足的國家,這是一個新時代的特點。

特點三:新時代國民需求的高端化、多元化

第三個特點是新時代國民需求的高端化、多元化。下面這張圖講的是月嫂的需求。生孩子、養孩子,我們的父母那代就很簡單,現在則兩三個月嫂看著,高端需求多了,現在嬰兒都比我們那個時候幸福。

再有,如果國內滿足不了國人的高端需求,國人就出國。比如美國的“黑色星期五”,就是11月第三個星期四,過完感恩節,早上買東西,門一開,中國的消費者、旅遊者排在第一個,這就是中國消費者給人家的印象,這也是國內高端需求沒有滿足大家而留下的挑戰,這也是我們經濟的挑戰。

寶馬汽車全球最大市場是中國,超過美國,在中國市場上熱賣的車型是中高端車型,5係,但在美國熱賣的是低端車型,3係。可見中國的消費在升級,中國的消費已經佔到了GDP的百分之四十幾。消費這幾年是拉動增長的,但是我們還沒有滿足。怎麼能夠讓産業升級,把不斷升級的需求留在國內,進而推動中國經濟的發展,這是我們中國面臨的挑戰。(來源:新華網思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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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周

中國傳媒大學文化發展研究院院長

范周:解讀“十九大”文化發展新思想

10月18日,在中國共産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會上,習近平代表十八屆中央委員會向大會作報告。隨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堅定文化自信、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依舊是亙古不變的文化初心與使命。

一、砥礪前行:從“十七大”到“十九大”,文化發展的十年歷程

1.從“繁榮”到“強國”再到“自信”,文化在國民經濟中地位穩步提升

從黨的十七大提出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到十八大明確“建設文化強國”,再到十九大強調要“堅定文化自信”,文化在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從“四位一體”到“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更新,“文化建設是靈魂”,已然成為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的重要組成部分。

2.文化産業文化事業蓬勃發展,公共文化服務體係基本建成

從十七大報告提出“文化産業佔國民經濟比重明顯提高”的發展目標,到十八大報告強化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的“推動文化産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産業”發展目標,文化産業發展地位的重要性逐年凸顯,文化惠民政策不斷普及,頂層設計逐漸完善。

3.國家文化軟實力不斷增強,文化體制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

近年來,我國文化體制機制改革已取得突破性進展。首先,各項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政策相繼出臺;其次,各項推進公共文化機構法人治理結構改革、基層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建設的重點措施得以落實;再次,文化扶貧工作取得重大進展;最後,在文化市場改革方面,政府簡政放權,推行一係列融資舉措,鼓勵文化企業進入市場,減輕企業負擔,釋放市場活力、主體動力和社會潛力。

4.文化自信得到彰顯,中華文化的世界話語權與影響力提升

十年間,隨著我國文化軟實力和競爭力的加強,中華文化在世界上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也不斷提升。在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95周年大會的講話中,習近平把文化自信與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並提,文化自信之于國家發展,其作用不言而喻。隨著文化“走出去”的步伐加快,我國文化自信得到進一步彰顯。

二、立足當下: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文化領域解讀

新時代下“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已經轉變成我國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文化領域在這一新變化下也面臨著新的發展要求。

1.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注重文化建設“精氣神”的高度統一

文化建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重要內容,文化體制改革是我國全方位改革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多年來文化産業體制機制改革效果顯著,然而隨著我國改革開放進入深水區、“五位一體”的戰略發展布局要求新時代下文化體制改革將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

2.積極推動文化走出去,生産適銷對路的文化産品

文化走出去水平是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體現,而目前我國文化出口水平與文化産業發展水平仍不相符。文化産品不能適銷對路是制約我國文化産業走出去的重要因素。首先,堅持市場導向,在國際視野上組織生産。其次,堅持目標導向,有針對性的提供文化産品和文化服務。最後,因地制宜,充分考慮銷售地的條件因素。

3.深入實施文化精品工程,繁榮文化精品創作與生産

優秀精神文化産品反映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創造能力,是衡量和檢驗文化改革發展成效的根本標準。首先,讓文化創作根植于人民。“社會主義文藝是人民的文藝”,因此,文化精品的創作也必須以人為核心。其次,鼓勵推陳出新,提升文化創新能力。通過鼓勵文藝創新,進一步釋放文化創造活力。最後,拓寬文藝繁榮思路。積極探索文藝創作的新途徑,拓寬藝術繁榮的新思路,擦亮文化名片,打造一批文藝品牌活動。

三、創新思想:堅定文化自信,實現中國民族偉大復興新局面

1.堅定文化自信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現實要求

“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要深刻理解深埋于中華民族最深層、最根本的文化基因。

2.堅定文化自信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下的必然要求

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社會主義文化的先進性的根本所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黨的十八大以來,作為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在社會發展中的地位不言而喻。

3.堅定文化自信是解決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內在基礎

新時代下人民對豐富精神文化生活的期待與日俱增。只有堅定文化自信,進一步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産力,推進文化領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才能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切實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益。

4.堅定文化自信是構建新型共商共建共享國際關係的思想基礎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3年多來,習近平倡導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在實踐中得到成功運用。不論是包容大氣的大國儀態,互惠互利的平等心態,還是自信自如的開放姿態,從根本上説,都是文化自信在國際關係建設中的生動體現。

四、牢記使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下文化發展新任務

1.堅定先進文化前進方向離不開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

對比十七大、十八大,習近平同志在十九大開幕會上作的報告中最顯著的變化便是將“牢牢掌握意識形態領導權”單獨提出並特別強調。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首先要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要加強理論武裝,推動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深入人心。其次,要重視互聯網內容建設,創新傳播手段。

2.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踐行核心價值觀必然要求

習近平同志在十九大開幕會上作的報告中著重指出 “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深入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內涵”。第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源頭。只有不斷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才能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更加深入人心。第二,踐行核心價值觀,必須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3.思想道德建設能滿足人民美好生活的精神文化需求

習近平同志在十九大開幕會上作的報告中強調,“人民有信仰,國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因此,提高人民思想覺悟、道德水準、文明素養,是滿足人民美好生活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必要條件。第一,思想道德建設與國家、社會發展緊密相關。第二,思想道德建設與實現“中國夢”緊密結合。第三,思想道德建設與文化建設密切相關。

4.繁榮社會主義文藝是文化自信深入人心的重要途徑

樹立文化自信,首先要堅持民族的文化認同。只有創作出屬于本民族精品文化,才能讓人民加深對本民族文化的熱愛,而這正是文化自信。第一,文藝創作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第二,文藝創作要不斷推出精品之作。第三,要加強文藝隊伍建設。

5.堅持“雙效統一”是推動文化産業事業協調發展的準繩

習近平同志在十九大開幕會上作的報告中指出,“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産業發展,要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完善文化管理體制,加快構建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體制機制。”“雙效統一”既是保證文化領域健康、有序發展的基石,也是激發文化市場活力、繁榮文化生態的前提,需要依靠政府引導和市場主體的雙向合力。

五、規劃未來:加快文化發展,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

從十九大到二十大,是“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歷史交匯期。歷史交匯期的時代背景下,文化産業在未來必將成為經濟發展新的增長極,必將成為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增強中華文化競爭力的重要依據。因此,未來文化發展仍需注意以下方面:

1.堅持創新驅動,推動國家數字化技術與産業發展

習近平同志在十九大開幕會上作的報告中將“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作為我國七大戰略之一。在數字經濟不斷更新迭代的推動下,以創意性和新技術為特徵的文化産業新業態將是未來文化發展的重中之重。首先,應加大文化科技創新投入。其次,要提高文化科技創新轉化能力。最後,加強知識産權保護力度與宣傳力度。

2.強化文化惠民,“脫真貧、真脫貧”注重文化領域的精準扶貧

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扶貧攻堅仍將是未來突破重點。然而,“脫真貧、真脫貧”的過程中,文化領域的精準扶貧應當先行。首先,抓住問題補足短板。包括補文化民生短板、補優質文化短板等。其次,精準扶貧擴大有效供給。

3.加快轉型升級,文化産業供給側改革提質增效

文化産業適應供給側改革的要求,需要樹立新的發展理念,轉變發展方式,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盡管近年來我國文化産業增加值增速不斷加快,但是品質不高、文化創意含量不足、文化精品匱乏等問題仍然存在。首先,擴大有效供給。其次,提升供給水平。

4.注重文化安全,加快構建國家文化安全體係

文化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領域,是一個國家內部文化認同感的重要支撐。一方面,我國不僅應該注重文化産業“引進來”與“走出去”的政策優惠,更應該注重國家文化安全的保護。另一方面,網絡文化安全不容忽視。

面不失誤,未來五年,“綠色”與“共享”這兩方面相疊加,一定會創造出非常輝煌的前景。(來源:求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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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魯鄭

旅法學者

宋魯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觀察者網10月23日刊登了臺灣問題專家、旅法學者宋魯鄭的文章《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深入分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勢以及獨特貢獻,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張燕生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學術委員會秘書長

[預見2017]張燕生:反思全球化,“一帶一路”是經濟增長點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就全球化的問題和面臨的現狀,解析中國“一帶一路”為推動全球化帶來的機遇和動力,他認為中國現在在全球扮演著積極推動開放、積極推動經濟全球化、積極推動世界和平、合作發展的重要力量。

宋魯鄭

臺灣問題專家、旅法學者

宋魯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觀察者網10月23日刊登了臺灣問題專家、旅法學者宋魯鄭的文章《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深入分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勢以及獨特貢獻,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十九大召開之際風靡全球,中國制度的社會主義特色再一次被強化。今天的中國被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誕生以來最成功的社會主義國家。一個古老的東方國家卻把來自西方的政治理念演繹到極致,堪稱東西方文明交融的典范,也為人類文明的發展作出了獨特的貢獻。

什麼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簡而言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堅持人民主體地位,確保人民當家作主,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統籌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各方面建設,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偉大事業。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特點主要體現在政治、經濟和社會三個層面。從政治層面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點就是共産黨的領導。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特點主要體現在政治、經濟和社會三個層面。從政治層面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點就是共産黨的領導。

10月10日至11日,全國國有企業黨的建設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由于國有企業屬于全民所有,是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國有企業當初也是為克服私人資本的逐利性、盲目性而誕生的,是社會主義公平正義、共同富裕的經濟基礎。

應該説,改革開放幾十年中國屢屢面臨外部經濟危機的考驗,中國都表現得極為優異,這都和國有企業密不可分。因為面對危機,民營資本只會規避風險,不可能冒險救市。這時候只有國有資本承擔抵禦風險、救助經濟體係的重任。除了這種常態性的經濟危機外,當代經濟管理日益復雜,時代也需要一個一個強大、擁有豐富幹預經濟經驗和能力的政府。

當然國有企業的作用並不僅僅體現在經濟危機這種特定時期。比如由國有企業承擔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維護,就為私營民有企業的發展創造了條件。而且在國家競爭日益激烈的情況下,國有企業在全球對稀有資源的競爭也為其他經濟成份的發展和需要提供了條件。用北大學者潘維老師的話講就是:“由國有企業組成的公共部門,是發展由中小型企業組成的非公有部門的必要條件”。

從社會層面講,主要特點是低水平高覆蓋的社會保障。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最大的變化莫過于社會模式:由過去生老病死完全由政府包辦,改為國家、社會(企業)、個人三方共同承擔。應該説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基本上都是這種模式,區別在于各方承擔的比例。

高覆蓋是指城鄉居民參加職工醫保、城鎮居民醫保、新農合人數超過13億,覆蓋率達到95%以上;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已經超過80%。另外,城鄉低保總人數也超過8000萬,基本將符合條件的人群納入。可以説醫療、養老、低保三大社會保障制度完全建立。

就個人衛生支出佔衛生總費用的比重而言,中國不僅低于世界40.8%平均水平,也低于高收入國家40.5%的水平,不過仍高于歐洲國家24.8%的平均水平。自2009年始,澳大利亞連續四年發布全球養老金指數,用40多個指標對世界各國的養老體係進行評估。中國排名第十五位,高于經濟發展水平在中國之上的韓國(16)和日本(17)。

中國在社會保障的支出佔GDP的比重2010年超越世界平均值,2012年超越拉美與加勒比海地區的平均值,也超過中東地區平均值。中國社保方面的支出目前僅低于歐美發達經濟體和前蘇東地區。中國的低水平是相對于發達國家而言,在全球而言已經位居中上。

“低水平、高覆蓋”的特點既體現了社會主義和中國仁愛傳統的價值觀,也與中國人勤勞的國民性和個人進取的文化相吻合。可以説今天的中國社會模式體現了社會主義價值觀、傳統文化“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二者的融合。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勢

一是能夠制訂長遠規劃。中國能夠制訂跨越兩代領導人的五年規劃。整個制定過程要經過十一個步驟歷時三年。需要經歷集中民主,民主再集中,參與共識無數個輪回。內容則涵蓋政治、經濟、社會每個方面,可謂對自身全方位的檢測、調查,並在此基礎上制訂切實可行的未來發展路徑和目標。

二是能夠選拔最優秀的人才。中國今天的制度模式之所以可以選拔優秀的人才,主要是建立在以能力為基礎之上的全國性選拔和使用、長期培養歷練。

對中國的執政團隊,美國政治學者福山有這樣一個評價:“我認為中國模式非常難以復制。這些國家缺少中國模式的一個核心的因素,即中國擁有一個高質量的、現代的、權力集中的中央政府。建立一個集中權力的、現代的、高質量的、以發展為導向的能夠提供基本服務的政府體制是非常困難的”。也就是説,中國執政黨治理能力太高,以致于都成了中國模式無法復制的原因!

三是政治權力保持了獨立性。中國的現行體制尤其是在面對突發災害事件時,更展示其優越性。2008年的雪災、汶川地震、2013年的雅安地震、禽流感,中國高效的動員能力、組織能力、協調能力,令世人震驚。

中國是今天全球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也是全球經濟危機以來表現最好的國家。十八屆三中全會推出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生態等六十項改革方案,其力度之大,舉世空前。相比陷入危機中的美國和歐盟,要麼兩黨相爭、政府關門,體制癱瘓,要麼如法國停滯不前,要麼如意大利的改革者蒙蒂下臺。日本經濟泡沫破滅到二十多年,到現在也找沒有應對之道。也難怪新加坡《聯合早報》評論説中國是當今世界最具改革活力的國家,而且非常準確地把原因歸于中國的政治體制。

四是能夠代表最廣大的人民。中國共産黨一直扮演代表全民的中性角色,其政策總體來看沒有特別地傾向任何一個利益群體。這種定位,在進入二十一世紀時,經典地體現在中國共産黨的理論突破——“三個代表”中:“我們黨要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從農村開始,農村最早受益。隨著改革的深入,國家開始建立現代保障體係。新世紀以來,隨著經濟實力的增長,廢除農業稅、提供農田補助;建立農村醫療新農合、養老保險制度即新農保;免除學雜費、貧困家庭學生免費提供教科書並補助寄宿生生活費。現在又開始改革戶籍制度、城鄉平權。即使在改革的不同階段,某一特定群體承擔了改革的成本,但往往會在改革的其他階段得到補償,絕沒有西方某一個群體長期受到漠視和歧視的現象。

五是以績效為基礎的合法性。中國傳統上是一個注重世俗理性的民族,自西周起,衡量政權合法性的最終標準就是執政的有效性。中國共産黨今天的合法性既有打天下的歷史因素,也有今天憲法的明文確立,但根本還是六十多年來的巨大成就。

六是政黨與體制的命運交融于一體。正是由于政黨和體制的命運一體,也造就了中國共産黨的“絕對責任”。這就勢必迫使中國共産黨在事關國計民生的重大事項持高度謹慎的態度。以三峽工程為例,從周恩來總理時期就進行論證、研討,直到1992年才獲得全國人大通過。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獨特貢獻

中國的巨大成功在社會主義迄今為止的歷史上獨一無二的,它的貢獻也是獨一無二的。這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首先,成功地實現了社會主義的中國化,把社會主義經典理論與中國實際國情實現了完美的統一。

根據中國當代哲學家李澤厚的觀點,馬克思主義有兩大組成部分。一是基本理論,一是革命策略。基本理論包括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革命策略則包括階級鬥爭、暴力革命。在李澤厚看來,唯物史觀是核心,即生産工具、生産力、科技是人類社會生存延續和發展的最終基礎。這是我們理解馬克思主義何以在中國成功的前提。

在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之前,進化論已經普遍被中國的知識群體所接受。包括魯迅、李大釗、陳獨秀在內的知識精英都是先接受了進化論,再轉而成為馬克思主義的信徒。

進化論迅速被馬克思主義所取代有兩個原因。一是唯物史觀更具體地解釋了人類歷史,而不僅僅是一種相對簡單的生存競爭和生物進化,它有更強大的理性説服力。而且這種歷史觀與強調歷史、富有歷史情感的中國文化傳統相共鳴。

二是中國有著極為悠久和濃鬱的烏托邦傳統。儒家“治國平天下”、洪秀全的太平天國、康有為的《大同書》、孫中山的天下為公,直至毛澤東的人民公社一脈相承。而馬克思主義對未來共産主義的描述,與中國這個傳統一拍即合。

三是中國傳統和政治文化的道德主義。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價值之一就是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對剝削的否定,對處于低層的無産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同情,從而具有極強的道德色彩。

最後,馬克思主義有著十分鮮明的實踐色彩,特別是強調階段鬥爭和暴力革命這一具體手段和途徑,也符合中國當時救亡圖存政治環境的需要。

可以説思想傳統、情感傾向和心理結構上的認同、重合是馬克思主義被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群體普遍接受的內因。從而迅速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即産生了毛澤東思想。

當然這個過程充滿曲折,這個曲折不僅體現在中國革命成功之前,也體現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之後。直到今天中國也仍然處于進一步的探索之中。

這既是中國愛好和平的傳統,也是社會主義本質所決定的。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以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決定了實現和平發展,走的是一條“內生型”的發展道路,而不是對外擴張式的發展道路,它是依靠中國人民自己的智慧和勤勞,自力更生、艱苦奮鬥,一心一意謀求在和平穩定環境中致力現代化建設的和平發展道路。

其次,中國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以和平共贏方式取得發展成功的國家。中國的發展完全是通過自我積累發展起來的,既沒有對外掠奪和殖民,也沒有對外轉嫁矛盾和危機,完全是一種和平的、多方受益的發展模式。

再次,成功地借鑒了人類文明的各種成果,使社會主義具有更大的開放性和與時俱進的能力,對社會主義理論有了重大的創新和發展。

任何理論都有其誕生的時代背景,也都需要時代的發展而與時俱進。中國社會主義之所以具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和發展能力,根源就在于不拘泥于書本。早在1930年中國共産黨奠基人之一毛澤東就寫出最早的一篇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著作《反對本本主義》。

在這篇著作中,作者從認識論高度第一次鮮明地提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等著名論斷;揭露了教條主義的錯誤及其對革命事業的危害,批評了紅軍中一部分人墨守成規、迷信“本本”、不願作實際調查的保守思想。文中還表達了學習馬克思主義必須同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的思想,這是第一次明確提出黨的思想路線。從而確保了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

建國後,這一傳統又被鄧小平為核心的一代共産黨人所繼承和發揚廣大,重提“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提出社會主義的三個有利于標準,打破長期以來視市場為資本主義的僵硬思維,從而奠定了今天中國社會主義的巨大發展成就。

最後,中國的成功表明,沒有任何一種模式能夠適用于所有的國家,必須走一條適合自己國情的道路。

進入二十世紀以來,中國曾向世界強國如美國和蘇聯學習,但照搬照抄並沒有實現中國繁榮富強的目標。1978年三中全會之後,中國開始獨立探索適合自己的道路,並最終取得了成功。中國的模式未必適合其他國家,但中國敢于打破迷信、敢于對一時主流的理念質疑,並有選擇地借鑒全球各個文明。

今天的西方,沉迷于自己的理念而無法自拔,並把這種理念當成衡量現實和實踐的標準,從而喪失了了解決問題和推進國家發展的能力。中國的成功既可以使西方反思自己的問題,也有助于推動自身的改革。2017年9月26日,法國總統馬克龍在巴黎索邦大學演講時表示要有“膽量”喚醒歐洲,要在2024年時建成一個可與美國、中國相匹敵的強大歐洲。在這裏,中國少有的被視為成功和需要學習的對象,更被西方政要視為推動本國改革的外在催化劑。

如果説對于西方是如何借鑒中國進行自我改革的話,那麼對于廣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成功無益鼓舞了它們發展的信心,更為它們樹立了一個成功、依靠自己、非西方文明的榜樣。它們完全能夠擺脫各種理念的束縛,從自己的國情和實際出發,去探索一條適合自己的發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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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鵬飛

中央黨校馬克思主義理論部副教授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解決的是中國未來30年的問題

瞭望智庫11月2日刊登了中央黨校馬克思主義理論部副教授曹鵬飛的文章《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解決的是中國未來30年的問題》,深入分析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飛躍,不僅包括中國發展邏輯,也為世界現代化進程提供有效的方案。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十九大的勝利召開,標志著我們黨治國理政到達新的歷史階段,達到新的歷史高度。無論是理論形態還是實踐形態,中國共産黨都匠心獨運,不同凡響,獨立自主地展示了富有成長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切實證明了中國共産黨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大踏步提高,黨的理論創新、執政意識自覺與戰略思維能力都達到了世界最先進水平。

既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

十九大報告的總體質量高,在涵蓋和涉及的問題方面要更深入、更務實、更切合中國實際。舉目全球,放眼四海,沒有哪個國家,沒有哪個政黨,能夠像中國一樣,在理論和實踐上,在深度、廣度和精準度上,對歷史、民族、國家、社會、人民、主義有如此精湛的理解,到達如此了不起的水平。

縱觀整個報告,宏觀夠宏,微觀夠微,粗細有致,恰到好處。

報告的宏觀方面,著眼中國改革開放的整體進程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既突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具有的重大本土意義,清晰表達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對中國百姓、中國社會、中國13億人口的生存與發展所具有的歷史擔當,又不斷豐富和肯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具有的世界意義、價值和作用。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錚錚誓言擲地有聲,表達的不光是中國社會幾千年的文化理想,同時還有負責任大國對當今世界的濟世情懷與現實擔當。

微觀方面,報告更加自覺地注重制度傳播、文化自醒與世界作為,注重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世界價值和意義角度去理解和構想中國實踐,熟練駕馭中國經驗、中國智慧所具有的內部意義和外部意義,以中國本土經驗巧妙駕馭和統籌理論與實踐、階段與發展、探索與總結、做法與經驗等執政黨的普遍難題,為中國發展贏得了廣闊發展空間和良好發展聲譽,賦予中國發展世界坐標。報告把中國理論、中國實踐和中國事業所包含的世界影響力推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國理論和中國實踐不僅成功獲得世界關注,而且彎道超車,機巧迂回,初步實現對世界由追隨到引領的華麗轉變。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從此不再只是政治要求和紀律,而是已經作為中國街頭巷尾普通老百姓普遍秉持的現實認知結構和情感結構。

此次十九大報告,極大拓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涵和空間,使其包容性和兼容性更強,理論和實踐空間更寬廣,不但能夠包容、兼容中國改革開放幾十年的歷史與邏輯,而且能夠把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這三個歷史時期,以現代化維度為橋梁融會貫通,在中國實現繁榮進步增長的過程當中,以和平崛起為資源,高水平地把中國和世界的關係拉得更近、更親、更穩、更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新的歷史坐標當中,將不僅是作為中國問題的解決方案而存在,同時也是其他發展中國家在走向現代化的進程中極具競爭力的成功方案、優質方案和高能方案。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

新的時代,新的理論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發展歷史沿革的邏輯十分清晰。我們黨的思想理論發展經歷了三個大的歷史階段:第一階段的歷史,可以用毛澤東思想概括;第二階段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內在包含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第三階段就是以黨的十九大為標志所實現的黨的思想的第三次飛躍,也就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中國在“站起來”的時代,于1945年黨的七大上做了中國社會思想理論上的第一次現代化總結和表達,集中表述為毛澤東思想。

有了毛澤東思想,我們就有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革命以及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就有了新中國和社會主義國家。

在這個階段,中國共産黨的理論和實踐是匹配的、同步的、對等的。

社會主義中國建立起來之後,建設一個什麼樣的社會主義中國,怎樣建設這個社會主義國家,成為我們黨面臨的新問題。

鄧小平同志説: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我們的社會主義是民主、富強、文明的社會主義。這個目標怎樣才能夠實現?那就要做出理論上和戰略上的回答,這就有了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政治動員和構想。團結一致向前看的結果,就是黨的十二大提出,堅持走自己的路,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那麼圍繞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有一個怎麼走、走到哪裏去、以什麼方式走的問題,在回答諸如此類的問題過程中逐漸就形成了鄧小平理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處的歷史方位、階段、任務、目標,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解決問題的基本辦法、實施步驟和戰略規劃,等等,做出了大家熟悉的“初級階段”論以及“三步走”安排等回答。

當這個歷史階段完成,也就是大家吃飯的問題基本解決了之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還要繼續往前走。那麼面對的問題是,在這個與過去存在明顯階段性差異的全新時代,繼續往前走要到哪裏去?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就是對這些問題做出的時代回答。一方面自覺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有機組成部分;另一方面又對整體意義上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行了全面小康之後和全面小康之前的階段性區分,通過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的目標、任務、總體布局、戰略布局和發展方向、發展方式、發展動力、戰略步驟、外部條件、政治保證等維度的提煉、概括和總結,正式宣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到來。新時代需要新實踐,新實踐需要新思想。

中國發展已經進入一個完全不同的歷史時空,在這個更富世界關照的宏大場域中,再一次獲得了清晰的歷史坐標和理論標識。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提出及其時代背景、豐富內涵、歷史地位、科學體係、精神實質、實踐要求、立場方法等基本元素的完整表述,意味著中國共産黨以現代政治方式在理論上、思想上完成了對自身的升華和超越,中國已經完全具備了實現由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階段跨越所必須的一切歷史條件,中國共産黨歷經97年的艱難曲折,終于迎來了屬于自己的偉大民族復興和偉大盛世圖景。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三次歷史性飛躍,就這樣富有創造性地完成了,實乃國之大幸,民之大福。

當代問題,只能當代人回答

過去我們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直都是圍繞改革開放。本次報告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出了新的歷史階段的概括和劃分,這既是一脈相承,又體現著今天的時代特點和特殊思考。

從這個角度來講,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作出新時代的概括,實際上是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事業一種更高層次更高質量的全新理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出全新概括,從目標、任務、布局、方略等方面進行精心部署、理論總結,這是一種了不起的國家治理能力。

所以,如果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看作是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個坐標,那麼它既是一個理論坐標,也是一個實踐坐標。從理論坐標的角度來看,標志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獲得了全新的理論結構和形態;從實踐坐標的角度來看,則意味著中國從“富起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明顯地轉型到了“強起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階段。

“強起來”的這個特定歷史階段,從時間、經濟和社會維度來講,都已經有了自己的鮮活特徵和內涵,與過去有了本質的差別;新時代的實踐、思想、理論、意識形態和文化,都開始獲得屬于自己時代的具體內涵與外延。例如十九大報告最大的亮點之一,就是對新時代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作出了新的概括。過去主要講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産力之間的矛盾,這一精辟的概括從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到今天,已經管了很多年了;面對今天中國社會新的發展、新的問題、新的實踐、新的矛盾,“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概括,就更加準確和更富有建設性。

過去講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基本上是一個溫飽型、生存型的需求結構;今天講的是美好生活的需要,就不單純是生存問題,同時還包含著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需求在內的更高需求。由“吃飽”到“吃好”,由“活著”到“活好”,由“先富”到“共富”,不僅實實在在地標識著中國社會滿滿實惠的發展進程,而且也清清楚楚地體現著中國共産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治追求。

因此,當代問題,只能是當代人去回答,也必然要有創造性的思考、創造性的理論總結、創造性的邏輯。

正是在這一大背景下,習近平總書記係列談話涉及到的方方面面,生態、黨建、經濟、社會,文化、國防、外交等等幾乎所有重大領域都在十九大得到關注和總結,十九大報告就是對以習近平總書記係列談話為代表的理論思考和實踐概括,進一步進行係統化和體係化的總結,並且用法定程序的方式,向全世界正式表述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因為有理論自覺,才會有這種實踐自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解決和關照的是中國未來30年的問題——高水平高標準地實現現代化的問題,也就是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中國願景得以實現的問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直接回答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建設一個什麼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精準把握了新時代的矛盾和特點,及時對新時代做出新的概括。這既是對過去的理論升華,也是對未來的成熟、清晰、高水準的戰略與戰術安排,其所具有的時代性、民族性、國家性與世界性,不言而喻。

一個13億人口的國家實現現代化,對今天的世界格局、世界政治經濟秩序、世界的未來走勢,都會有著本質性的影響。

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代表的政治概括,充分表現了世界第一大黨在領導全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這個壯闊的歷史進程中,所表現出的偉大理論勇氣與理論自覺,這種無可比擬的執政能力和執政優勢必將會創造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盛世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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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可金

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教授

趙可金:牢牢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主動權

治大國如烹小鮮。十九 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 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增強駕馭風 險本領,健全各方面風險防控機制,善于處理各種復雜矛盾,勇于戰勝前進道路 上的各種艱難險阻,牢牢把握工作主動權。”這些重要論述意味著,我們黨和國 家的發展戰略正在發生歷史性調整,不再追求高速度的經濟增長,而是追求平衡 的發展和充分的發展,努力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和國家的長治久安。

破解“發展後問題”

迄今為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都是要解 決一個共同的問題,那就是在經濟文化落後國家如何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問題 ,它們是賴以立足的前提和基礎。中國是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要致力于解決如 何在資本主義世界體係的外圍地帶或“薄弱環節”發展社會主義的問題。

經過六十多年的發展,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已經發生 了歷史性變化,中國不再孤立于國際社會之外,也不再處于國際舞臺邊緣地帶, 已經逐步進入國際舞臺的中心,飽受世界輿論的關注。同時,中國自身也發生了 革故鼎新的變化,尤其是東部沿海地區和大中城市已經達到和發達國家不相上下 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東部沿海地區和大中城市與中西部內陸地區和廣大鄉村之 間的發展差距在日益擴大。關于在一些地區已經“先富起來”如何建設社會主義 ,以及如何在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社會中如何發展社會主義的問題,在理論上還 沒有現成的答案,需要進行新的理論探索和實踐探索,努力回答“發展起來以後 ”中國面臨的各種新問題以及對此所要進行的戰略調整。

最先意識到對“發展後 問題”進行戰略調整的是鄧小平,他對“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的嚴重性做了充 分的估計。1993年9月,鄧小平在同弟弟鄧墾的談話中對中國發展道路的思考作出 了新的闡述,對此前的發展理論進行了必要的補充和完善。鄧小平説,“過去我 們講先發展起來”,反復強調“發展是硬道理”,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能動 搖”,“要一心一意地搞四個現代化,現代化建設是中國最大的政治”。這一切 在本質上都是堅持發展起來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前提,“離開了經濟建 設這個中心,就有喪失物質基礎的危險。”在看到中共十四大後中國發展形勢熱 浪奔涌的喜人景象時,鄧小平敏銳地發現,“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不比 不發展時少”,這些問題會“自然出現”,“到一定時候就會出來”。關于“發 展起來以後的問題”是什麼含義,鄧小平談到了以下兩點。

一是經濟高速發展過程 中的“四項基本原則”問題。鄧小平認為,“現在經濟發展這麼快,沒有四項基 本原則,究竟會是個什麼局面?”他強調,“提出四項基本原則,以後怎麼做, 還有文章,還有一大堆事情,還有沒有理清楚的東西。”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 習近平同志進一步提出“發展不充分”問題,特別強調我們不僅需要高度的物質 文明,也需要高度的精神文明,只有兩個文明都發展起來,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

二是收入差距和共同富裕的 問題。鄧小平説,“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後財富怎樣分配,這 都是大問題”。他指出,“分配的問題大得很”,“少部分人獲得那麼多財富, 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出問題就不是小問題”, “解決這個問題要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要困難。”地區發展不平衡、貧富收 入差距拉大、發展不配套等諸如此類的問題,也就是習近平同志所強調的“發展 不平衡”問題,與鄧小平的認識是內在一致的。

在鄧小平看來,發展的問題主要是經濟基礎問題,即使出問題,適時進行戰略 調整就能化解。1991年8月,鄧小平談到中國發展戰略時,在強調“抓住機遇,發 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的同時,也意識到“我們經濟發展規律還是波浪式前 進”,“過幾年有一個飛躍,跳一個臺階”;“跳了以後,發現問題及時調整一 下,再前進”。顯然,鄧小平在當時已經意識到了快速發展過程中必然會出現新 問題,強調適當進行經濟戰略性調整的必要性,但最終目標仍然是調整後的“再 前進”。然而,鄧小平晚年思考發現,“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將更多是政治上 層建築的問題,它將決定國家政權的性質和黨的執政地位。這方面一旦出了問題 就是“大問題”,就是大的政治問題,輕則對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傷筋動骨,重則 有丟失政權的危險。這也就是習近平同志所告誡的“顛覆性錯誤”。如今,習近 平同志從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高度更準確地把握了治國理政的大局,指明了 中國今後發展的方向。

“綠色”與“共享”是未來四年的最大看點

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必然意味著黨和國家發展戰 略的再次調整。三十九年前,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全黨工作重心從以階級鬥爭 為綱向經濟建設的轉移,推動現代化建設成為黨和國家工作的中心任務。在發展 戰略上,實行了改革開放的政策,鼓勵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以先富 帶動後富,實現共同富裕。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的 成就,中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在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當今 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影響力也大大擴展。然而,在中國取得 巨大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的同時,也暴露出一些新的矛盾和問題。從戰略全局來看 ,中國日益呈現出發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問題,制約了中國和平發展、和諧發展 、科學發展的潛力和後勁。

一是發展不平衡。主要表現在東部沿海地區發展明 顯快于中西部地區,城市特別是東部沿海地區的大城市發展明顯快于廣大鄉村地 區。一方面,大量的資金、人才、信息、技術聚集在東南沿海地區和大城市,造 成對交通、電力、住房、通信、環境等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的巨大壓力,高房價 、交通堵塞、電力供應緊張、霧霾天氣等“城市病”歸根到底都是發展不平衡造 成的,發展越快的地區,這些問題暴露越嚴重;另一方面,廣大中西部地區和鄉 村地區發展滯後,人才流失、勞動力老化、基礎設施建設滯後等問題,嚴重制約 了這些地區的發展。

二是發展不充分。主要 表現在,經濟發達地區、城市群和高收入群體盡管物質文明程度有了很大的提升 ,但在其他方面發展還不夠充分,普遍存在著“四個意識”不夠強、精神文明建 設和社會文明程度還有很大差距,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還有待提 高。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需要建設高度的物質文明,也需要建設高度的政 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和生態文明。只有五個文明都協調發展、全面進步 ,才能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發展在性質上屬于 “ 如何做大蛋糕”的“效率”問題,而不平衡、不充分等問題在性質上是“如何分 好蛋糕”的“公平”問題。盡管“做大蛋糕”有助于緩解“分好蛋糕”中的壓力 ,但不會根本消除“分蛋糕”的矛盾。要想真正解決好“分好蛋糕”問題,必須 在繼續推進發展的基礎上,著力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特別是要通過發展和完善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動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切實提升社會公 平正義。這也是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係列重要講話中多次強調的重點問題,更 是十九大報告集中闡述的重點問題。因此,著力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 維護國家長治久安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要任務 。

重在掌握戰略主動權

為什麼要進行戰略調整,關鍵在掌握戰略主動權。掌握主動權,是毛澤東戰略 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是歷屆中央領導集體十分強調的戰略思維。何謂戰略主 動權,從詞義來看,主動就是不依靠外力而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動,主動權就是不 受制于人的優勢地位。關于佔據“優勢”的意義,在中國兵法中得到了反復強調 。《呂氏春秋》上説孫臏貴勢,何謂勢?《孫子兵法》雲:“勢者,因利而制權 也”。意思是説,所謂勢就是要根據戰爭實際創造出有利于己的作戰態勢,因利 而制權在于致人而不致于人,即掌握戰略主動權。唐代兵法家李靖説,中國兵法 千章萬句,不外乎致人而不致于人。歷史上,孫臏圍魏救趙的關鍵正在于獲得主 動權,駕馭戰爭全局,後發先至,調動敵人,變被動為主動,掌握戰略主動權。 毛澤東對圍魏救趙這一戰法非常重視,對這一戰法所蘊含的思想認識深刻。抗日 戰爭時期,他在《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論述外線作戰靈活機動打擊 敵人時指出,這就是“圍魏救趙”的辦法;解放戰爭時期,他創造性地運用這一 思想,指揮劉鄧大軍千裏挺進大別山,實現了人民軍隊由內線防禦作戰向外線進 攻作戰的戰略轉變,牢牢掌握了解放戰爭的主動權。

由此可見,把握戰略主動權意味著從全局出發,搶佔戰略先機,以此“利”制 造優勢地位的“權”。進而言之,戰略主動權包括三個要素:一是觀全局,善于 從宏觀的戰略視野分析局勢,把握方向,做到綱舉目張。二是搶先機,從決定戰 略全局的主要矛盾出發,搶佔戰略要地,以逸待勞。三是謀優勢,充分利用戰略 要地的利益,在關鍵地帶靈活出擊,營造若幹戰略局部的優勢,進而確立在全局 中的優勢地位。國際事務是復雜的,不管面對如何復雜的局勢和嚴峻的挑戰,都 應該著眼全局,搶奪戰略要地,通權達變,從贏得戰略主動權的高度分析形勢, 切實提高科學判斷形勢和進行戰略思維的能力。

關于如何處理發展起來以後的新問題,掌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主動 權,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了新的謀劃和部署,包括提出實現“兩個 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宏偉構想,提出了“五位 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以及“一帶一路”倡議和人類命運共 同體的偉大構想。盡管對于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的解答還在進行之中,但指導這 一解答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已經誕生了,必將推動我們奪取新 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勝利。

在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看來,社會主義要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産生並找到自身 發展的條件。在《共産主義原理》、《哥達綱領批判》、《法蘭西內戰》等經典 文獻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對西方發達國家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戰略和策略進行了 理論的分析和闡述。後來,列寧修改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社會主義在幾個西方發 達國家“同時勝利”的設想,創立了社會主義革命可以在帝國主義的薄弱環節, 在經濟文化落後國家首先取得勝利的理論,並領導俄國十月革命取得偉大勝利, 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此後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是沿著列寧開創 的理論和道路展開的。如今中國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已經快 速發展到與西方發達國家類似的水平,具有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當時所設想的建設 社會主義的歷史條件。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需要結合中國發展新的 實際情況以及世界發展的時代背景進行創造性的探索,以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新時代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新局面。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還需要把新中國的發展成就與中國優秀 的民族文化和歷史傳統相對接,實現中華文明的創造性復興。中華文明有著數千 年的悠久歷史,與眾多外來文化在交流互動中不斷吐故納新,造就了世界上惟一 獲得數千年持續發展、不被中斷的光輝燦爛的文明大國。隨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步伐的加快,中華文明與世界多樣性文明在交流互動中傳承延續並發揚光大,是 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重要體現。

總之,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和戰略性調整決不是我們為尋求一己之私而作 出的謀劃,更不是我們尋求擴大勢力范圍而進行的考量,而是為了全面建成小康 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徵程。從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偉大勝利,推動中華文明與世界各國文明交流互鑒的角度,進行偉大鬥爭, 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牢牢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 的主動權,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人類文明進步的崇高事業作出新的更大的貢 獻。這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精髓要義,也是新時代中國共産 黨的歷史使命。(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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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鄭永年:中國執政黨的政治認同基礎

中國共産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勝利召開,打開了中國和世界歷史新的未來。世界亦在關注中國共産黨所定出的歷史方位,已經和將要對國際新格局形成産生的重要影響。

中國共産黨的歷史使命、先進性和領導力,在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中清晰地呈現,接下來中國要走的路,亦一一被照亮。

近日,記者專訪了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鄭永年教授。

以下內容根據採訪實錄整理。

使命意識

記者:十九大報告中提出了很多深刻而讓人振奮的新論斷。我們也能夠體驗和觀察到中國過去這五年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世界其實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恍若之間,中國和世界都變了,像報告所説的,我們已經進入一個新時代,有了一個新的歷史方位。我們如何來理解這個報告的思想和內涵?

鄭永年:按我自己的理解,不僅僅是十九大報告,就是十八大以來所發生的變化,很多人都不一定能夠完全理解。多年前我就感到中國已經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為什麼這麼説呢?因為你要判斷一個執政黨,領導人是相當重要的,黨本身的使命也非常重要。十九大報告中強調,中國共産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

中國共産黨跟西方的政黨是很不一樣的,是一個負有使命的政黨。中國共産黨執政的政治認同基礎,就是看有沒有實現這個使命,具體來説就是向老百姓承諾的要做的事情,對中華民族所承擔的責任。這跟西方計算選票的合法性是很不一樣的。

從歷史的時段上看,中國共産黨是在近代以後中國社會的劇烈運動中,經過各種思想和實踐的碰撞之後誕生的,具有鮮明的現代性。

現代性和傳統很不一樣,中國共産黨的存在不是去維持什麼,就像中國從秦朝到晚清。就在維持一個體係的運轉,能有效運轉,就是最大的目標了,所謂歷史的變化,也就是在維持、重復一個基本的社會體係。但中國共産黨站在人類的進步觀念,站在歷史發展的一邊。她需要不斷地推動變革。她本身的現代性使其不斷地自我超越和超越特定歷史階段。但各歷史階段又是不能割離的。

所以説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它們是一脈相承的,包括現在十九大,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所開創的新的歷史。

記者:這是一個不斷地繼承、開拓的過程。正是由于黨在實踐上的偉大探索和思想理論上的重大突破,使得中國在實現國家富強與現代化中沒有迷航,一直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

鄭永年:從現在起到本世紀中葉,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100年,也就30多年的時間,實際上我們現在也就進入下一個30年。

我們看毛澤東時代,解決了近代以來中國面臨的最困難問題,即人民解放和民族獨立問題。1949年以前中國人民的苦難是痛入骨髓的。

鄧小平解決了什麼問題呢?鄧小平理論的一個核心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毛澤東解決了一個人民解放和民族獨立的問題,鄧小平解決了社會主義制度在解放和發展生産力上的問題,即貧窮不是社會主義。

那麼現在,隨著十九大的召開,我們已經到了一個全面推進各項偉大事業的時候了。

正如十九大報告所指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意味著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

行動和熱情

記者: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不是輕輕松松、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我們是否可以預期接下來的一些變化?

鄭永年:用大白話説,就是要幹活,實幹興邦。從現在開始,要幹得更多。重點是進行制度建設,這是這一代領導人對自己使命的認同,這一點很重要。我理解,從現在到明年3月,肯定有很多制度的建設或會出臺或在醞釀。

記者:在十九大召開之前,我們還沒有形成如此清晰的藍圖——我們大概知道從哪兒來,也知道要到哪兒去,但具體如何走,有哪些階段,該注意什麼,並不是非常的清楚。而現在,十九大報告一定位,就把中國人民帶入了一種參與創造歷史的熱情中。

鄭永年:你説的這種社會的感受,從理論上説,其實正是十九大報告提出的新思想所要回答的:堅持和發展什麼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比如,從2020年到本世紀中葉,這30年分成了兩個階段,更具規劃性和操作性。越看得見,越説明藍圖的科學,越能激發動力和熱情。

可以説,十九大報告深刻回應了中國社會和國際社會的高度關切。

記者:現代性本來是一個多維度的東西,但是因為是西方先行,所以好像形成了一個等級結構,好像要按西方的模式來。但這只是一種歷史的偶然性。其他國家,比如中國,也可以形成自己強大而極具吸引力的模式。

鄭永年:現代性需要方方面面地看。

一方面,對于現代性這個概念,你要放到自己的歷史裏看;另一方面,現代性要放到世界歷史裏看,兩者是辯證的關係。

很多人只是把中國放到西方現代性的語境裏面來審視,這個就是胡扯的事情,因為中西方有著完全不同的發展階段和路徑。

每個國家的現代性有它自己的規定,從近代以來我們就在向西方學習,但不意味著我們就只是學習而沒有創造,並形成自己的模式和方案。

而現在,中國已經有了這樣的成功方案。同時,中國共産黨還主張,對任何“方案”都不要生搬硬套,要尊重多樣性。

領導力和向心力

記者:觀察一些西方政黨對選民偏好的注重,似乎更多是在迎合選票以便讓自己繼續存在。而中國共産黨堅持領導和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是為了實現偉大的目標。

鄭永年:這是因為中國共産黨具有強烈的使命感和方向感,有自我革命的動力機制,而不僅僅是回應外部的挑戰。

現在強調四個偉大:偉大鬥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一説偉大鬥爭,西方人一聽可能就容易理解成權力鬥爭。這是完全錯了,不是這個意思,説的是為了使命而鬥爭,是為了應對重大挑戰、抵禦重大風險、克服重大阻力、解決重大矛盾。這是一個政黨具有行動力的特徵。

中國共産黨是不一樣的一個政黨,我們前面説了,從一開始她就是一個因使命而成立的政黨。

要解決問題的話就要有使命感,必須具有解決問題的能力。但這是最低層面的。第二個層面是要與時俱進,時代發生變化了,也要自我超越。但這第二個層面也不夠,還要有第三個層面,就是要引導這個時代的變化。這第三個層面是最重要的。而十九大,把這一層面闡述得非常清楚。

記者: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力一直是當今世界一個令人驚嘆的現象。作為中國的政治主體,“領導性”是如何體現在黨身上的?

鄭永年:我們可以説一下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合稱馬列主義,這實際上是主義加組織。

黨的這個領導性從哪兒來?就是先進性的問題。列寧主義解決了政治主體性的問題,解決了國家角色,解決了黨的問題,所以我們講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一體的。

世界上很少政黨能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機結合到一起,但中國共産黨是把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結合到一起的。所以中國共産黨的領導性,其先進性的一個來源就是在思想上最先進、最具現代性的那些人。

純潔黨的肌體之所以如此極端重要,也是因為必須保持先進性。西方那樣一人一票,選票多的就可以叫精英了,但中國説不是這樣的。

記者:世界都在關注十九大,十九大所引領的歷史新階段會對世界産生怎樣的影響?

鄭永年:西方會密切地關注中國的發展並調整相應的策略。這種基于經濟利益的敏感必會導致政治上的一些變化。而國際新格局也會在這種互動中形成。

我們講的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再到本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是明確的,並且中國共産黨有強大的動力和機制去做到這一點。

但西方未來怎麼樣?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去提出這個,未來是一個未知的、不確定的領域。在這個意義上,十九大在國際上也是中國的一種軟實力。

領導力最終會體現為一種向心力。隨著十九大後各種重大變革的推進,我們會更清楚地看出這一點。(來源:《南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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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

林毅夫:西方國家理論不能解釋中國經濟奇跡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帶來的不僅是中國夢實現,還很有可能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為人類不斷貢獻其理論創新與文化自信的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那些剛取得政治獨立的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西天取經”的心態,認為學會西方先進國家的理論,拿來推行,就能夠取得發展和轉型成功,實現對發達國家的追趕。幾十年的實踐證明, 發展中國家尚無依靠“西天取經”實現現代化成功的先例,用西方國家的理論也不能解釋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所創造的經濟奇跡。

以我的專業領域發展經濟學為例,發展經濟學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應取得政治獨立的發展中國家自主追求現代化之需,從現代經濟學當中獨立出來的子學科。第一波思潮是盛行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結構主義,強調市場失靈,主張以政府主導推行進口替代戰略。第二波思潮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興起的新自由主義,強調政府失靈,主張以休克療法推行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的華盛頓共識。二戰結束至今已70余年,全球200多個發展中經濟體,絕大多數至今依然陷在中等收入或者低收入水平。少數幾個趕上發達國家的東亞經濟體所推行的出口導向發展戰略,從結構主義角度來看恰恰是永遠趕不上發達國家的。

西方主流理論總結于發達國家經驗,而且經常還是以在發達國家也尚未完全達到的理想條件為前提,拿到發展中國家來運用,必然有“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局限性。在現代化、全球化大潮中,閉關鎖國不行,照搬發達國家的道路、理論、文化亦不可行,學習參考他人要建立在對自己道路、理論、制度、文化具有高度自信的基礎上。

文化復興是一種文化自信,它意味著文化的綿延不斷。中國文化何以幾千年綿延不絕?首先,需清楚何為文化。我傾向于使用馬林諾夫斯基的定義,他將文化分為三個層次:器物層次,即生産、生活工具;組織層次,包括社會、經濟、政治組織;精神層次,即倫理、價值取向,等等。五千年來,器物層次和組織層次的中國文化都在發生變化,但以“仁”為核心的傳統倫理價值體係始終綿延不斷。從孔子的“仁者愛人”到“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都是中華文化核心價值延續的體現。

面向未來,伴隨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潛力不斷釋放,以儒家文化為重要傳統之一的中華文化,能否與經濟基礎發展相適應並不斷演進,進而形成一個完整的器物、組織、精神三個層次自洽的文化體係?答案是肯定的。在歐洲中世紀,農民是半農奴,依附于土地,而中國從春秋戰國時期開始,就已經有相當活躍的勞動力市場,商品市場也頗為活躍。可以説,中華文化以及以“仁”為核心的傳統倫理價值跟市場經濟體係是共容的。

從文化自我更新的角度來看,中華文化既能適應經濟基礎不斷提升、政治組織與經濟組織不斷變化,又能保持其精神實質,並以相應形式與變化相呼應。以儒家為例,孔子所以被稱為“聖之時者”,是因為他總是能夠因地制宜、因時制宜;他的述而不作是有選擇的,他把過去的經典按照時代需要給予了創新性整理和詮釋,正所謂“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其後儒家文化吸納了佛家文化的內涵,發展為宋明“理學”和“心學”,以儒家文化為重要傳承內容的中華文化有能力隨著時代而調整、創新。這一點也可以從日本和“亞洲四小龍”有能力在儒家文化基礎上實現現代化得到證明。

文化包含多個層面,當一個文化體跟另外一個文化體碰撞時,就會有強勢弱勢的差別,其決定因素在于經濟基礎。理論和實踐都證明中國的經濟基礎,也就是中國文化的經濟基礎完全有可能不斷提高。而且,只要有意識地實踐、倡導,中國文化也有能力保持其核心倫理價值取向,根據時代的需要不斷地進行上層建築的創新。

今天,我們迎來了最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刻,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可以更為冷靜平和客觀地重新審視中國文化和中華民族命運之間的關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們不僅會繼續保持經濟的穩步發展,而且會將中華文化發展為當今世界的先進文化之一。除中國以外,世界上還有65%的人口生活在發展中國家,他們和我們一樣都有實現國家現代化的夢想和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帶來的不僅是中國夢實現,還因為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條件相似,來自于中國復興經驗總結出來的理論,很有可能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為人類不斷貢獻其理論創新與文化自信的力量。(來源: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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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春濤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黨委書記,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夏春濤: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對全球性問題的解答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其意義突出體現在國內,同時也深刻影響了世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世界意義,主要體現在深刻解答了兩大全球性問題:一是發展中國家能否找到一條不同于西方的發展道路,實現快速發展;二是世界社會主義是否已經終結。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此起彼伏,西方舊的殖民主義體係土崩瓦解,世界政治格局發生顯著變化。然而,廣大第三世界國家掙脫殖民枷鎖,解決了獨立問題,卻遲遲不能擺脫貧窮落後,解決發展問題。西方發達國家憑借軍事、經濟、科技等領域的巨大優勢,在深入發展的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在日趨激烈的綜合國力競爭中佔據主動。蘇東劇變後,西方發達國家的心理優勢進一步膨脹,西方發展模式也成為很多第三世界國家的不二選擇。不過,西方發達國家走向強盛有很不光彩的一面,如在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的“圈地運動”,罪惡的販賣黑奴勾當,血腥的海外殖民擴張與掠奪等。這是落後國家不能復制的。盲從西方,跟在西方國家後面亦步亦趨,會喪失發展的獨立性,淪為別人的附庸。更何況“橘逾淮為枳”,盲目照搬西方那一套東西,勢必水土不服,適得其反。如今一些拉美國家推行西方新自由主義,搞得元氣大傷便是例證。

中國始終堅持獨立自主、以我為主,積極探索一條不同于西方的發展新路。黨的十二大明確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黨的十三大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以我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最大國情作為搞建設、謀發展的總依據,並正式將“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確定為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強烈的責任擔當,取得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性成就。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分兩步走在本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可以説,這麼多年來,我們堅定不移走自己的路,披荊斬棘砥礪前行,持續走向繁榮富強,迎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

中國與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有著相似經歷,都曾經飽受西方列強的蹂躪與欺淩,起點低、起步晚,更何況中國是個大國,發展難度更大,所遇到的風險挑戰世所罕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開創、堅持和發展,使約佔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告別貧困,使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闊步邁向現代化,打破了西方發展模式是唯一選擇的神話。進入新時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道路決定命運。從字義上講,所謂“復興”指衰落後再興盛起來。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不是簡單地再現漢唐雄風、康乾盛世,而是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科學社會主義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這是一種史無前例的更高層次的輝煌。

西方一直自視為世界文明的中心,將他們那一套政治制度和價值觀自詡為“普世價值”。但審視歷史與現狀,不難發現許多不堪的事實。例如,美國《獨立宣言》宣稱“人人生而平等”,但美國卻遲至80多年後才廢除奴隸制。給人類帶來深重災難的兩次世界大戰,都是由西方國家挑起的。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佔領華爾街”運動、“棱鏡門”事件、“紙牌屋”現象,凸顯了西方政治制度的窘境。法國學者托馬斯·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認為,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不平等程度已達到或超過歷史最高水平,不加制約的資本主義加劇了貧富分化。這是西方社會揮之不去的夢魘,必然會極大制約其發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鍥而不舍地致力于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我們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包括不斷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為當代中國的發展進步和安定團結提供了制度保障、政治前提和強大動力。我們黨進行艱辛理論探索,取得重大理論創新成果,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提供了科學指南。

在當代中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真正堅持社會主義。走中國路、圓中國夢,構成改革開放近四十年來中國發展的主旋律,其發展成果也惠及世界。近五年來,中國經濟在世界主要國家中名列前茅,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6000多萬貧困人口穩定脫貧,貧困發生率從10.2%下降到4%以下,有力助推了人類減貧事業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生機勃勃,中國道路越走越寬廣。

當年蘇東劇變後,西方國家因不戰而勝而志驕氣盈,以致有人提出“歷史終結論”,妄言社會主義已窮途末路,認為西式民主是人類政治的最佳選擇和最後形式。但沒過多少年,該論點便不攻自破。“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事實無可辯駁地證明,我們走的路是對的。社會主義中國巍然屹立、前景廣闊,説明社會主義歷史根本沒有也不可能終結。社會主義是人類發展的必由之路,是正義、進步的事業。這是當代中國對世界社會主義發展作出的巨大貢獻。(來源: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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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康

著名財經專家,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

賈康:建設新時代的現代化經濟體係

中國共産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習近平同志代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向大會所作的報告中,深刻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科學標定了我們所處的歷史方位和時代坐標,提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些重要論斷,成為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進現代化宏偉事業的戰略性認識依據和設計指導方略的關鍵性原點。

“新時代”:與時俱進中的歷史方位新判斷、新指南

報告明確指出,“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這個新時代的顯著標志,是中國共産黨領導人民歷經近百年的奮鬥,終于使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這一歷史飛躍。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現代化“中國夢”目標。

這一關于新時代、新的歷史方位與歷史起點的新判斷,也對應著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確立及其基本方略的係統化設計。這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和黨與人民實踐經驗和集體智慧的結晶,將成為全黨全國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鬥的行動指南。

“不平衡”:關于我國社會矛盾的新判斷、新分析

改革開放新時期,我們黨重新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後,以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的表述為標志,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回歸了黨的八大認識框架,表述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産之間的矛盾”,至今已36年。基于進入“新時代”的歷史方位新判斷,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了“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的新判斷。這一重要判斷意義重大,對于我們在新時代繼續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具有統領和指導全局的理論支柱作用。

從基礎理論層面分析,社會主義的生産目的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即以解放生産力形成有效供給來不斷滿足社會需求。原來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所形成的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抓住了這個供需的“對立統一”關係,指引我們堅定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推進“三步走”現代化戰略。而十九大形成的關于社會主義矛盾的新判斷,在延續原來需求與供給間對立統一認識框架的基礎上,順應新時代,明確地把原來的定義表述,轉化為需求側更綜合、更具概括性的“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同時把供給側回應需求所存在的問題,表述為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可進一步具體分析:“充分”與否,是動態變化中更偏于總量描述的概念;而“平衡”與否,是動態變化中直指結構狀態的更偏于質量描述的概念。原來的表述中關于不充分的問題,已由“落後的社會生産”指明,而新的表述中,是把這一不充分問題,放在了從屬于不平衡的位置上,在“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中,最為關鍵的是“不平衡”,這是新時代我們必須追求的“質量第一、效益優先”發展中必須牢牢把握的“矛盾的主要方面”。關于新表述可展開的這方面新的分析認識,其政策含義是十分清晰的:其邏輯指向是與最高決策層業已反復強調、十九大報告稱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係”之“主線”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戰略方針一脈相承的。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化解社會主要矛盾的主線

既然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內涵,清晰地聚焦于發展的“不平衡”這一關鍵性問題,那麼總體上把握的現代化戰略方針的主線,就必須順理成章地緊扣以優化結構來化解矛盾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我國經過改革開放後近四十年的超常規發展,在取得一係列成就的同時,也面臨矛盾累積隱患疊加的復雜局面,集中體現為種種結構失衡問題。為進一步大踏步跟上時代,突破“行百裏者半九十”的現代化瓶頸期即關鍵的衝關期,必須在“目標定向”與“問題導向”下,著力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供給體係質量和效率的提高,來化解“社會矛盾和問題交織疊加”的潛在威脅,在制度結構、産業結構、區域結構、收入分配結構、人文與生態結構等方面,有效地克服“不平衡”的問題。

以往的宏觀“需求管理”,更多地側重的是總量問題,而現在必須強調的“供給管理”,更多地側重的是結構優化問題。依“主線”而推進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為以改革為核心、以現代化為主軸攻堅克難的制度供給創新,以及以制度創新打開科技創新、管理創新的巨大潛力空間,形成動力體係和供給體係轉型升級的係統工程式創新,它將以“全要素生産率”支撐我國的現代化進程在追趕—趕超路徑上,繼續實現超常規發展。這樣才能于化解社會主要矛盾的動態過程中,實現在2020年全面小康,之後更進一步對接2035年前後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2050年達到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目標。總之,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我們著力化解社會主要矛盾而為現代化“中國夢”奮鬥的主線。

變化中的不變:對我國基本國情和國際地位保持清醒頭腦

十九大報告強調:“必須認識到,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沒有改變我們對我國社會主義所處歷史階段的判斷,我國仍處于並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這一強調意味深長。在新時代面對以“不平衡”為關鍵特徵的社會主要矛盾,我們在創新與奮鬥過程中,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牢牢把握關于基本國情和我國國際地位的正確認識,也就是要牢牢立足“幾代、十幾代、甚至可能幾十代人”才能走完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並“牢牢堅持黨的基本路線這個黨和國家的生命線、人民的幸福線”,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線,緊緊結合于生命線、幸福線,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堅持不懈的長期奮鬥中,保持我們“無比強大的前進定力”。

共産黨人的遠大理想,是實現共産主義,關于這一未來“自由人的聯合體”的美好社會何時實現,目前還無法以算命先生式的預測在時間表上來量化,但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原理揭示的“兩個必然”和“兩個決不會”,卻在對這個理想彼岸逐步到達的“前進定力”問題上,給予了我們最基本的指導。在揭示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歷史大潮流與長遠趨勢的同時,馬克思1859年1月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清楚地指出:“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産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産關係,在它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裏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馬克思主義誕生以來,人類社會文明發展的進程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既表明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業已形成的蓬勃生命力,也表明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上難以避免的種種不成熟。如把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到位的十九大報告重申和強調的“兩個沒有變”結合起來認識,“兩個決不會”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就是在時時提醒我們:中國現代化的新長徵與共産主義遠大理想的理性對接,只能在遵循社會發展基本規律而長期不懈的奮鬥中形成,我們當下所處的新時代,又是基本國情和國際定位尚未發生根本變化的時代,我們要緊緊扭住黨的基本路線實現可持續發展“一百年不動搖”。這是我們在學習領會十九大指導精神推進現代化事業時所必須穩穩站定的馬克思主義原則立場和共産黨人的黨性立場。(來源:人民論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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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蔡昉:十九大報告中的提高人民收入水平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鬥目標,保證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精神實質,體現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之中,也是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的關鍵。如同諸多涉及民生領域的問題一樣,提高收入水平是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也是緊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需要常抓不懈的工作。黨的十九大把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確定了明確的目標,部署了切實可行的戰略,提出了扎實有力的措施。

十九大報告把提高人民收入水平作為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時代目標的重要內容

我國在過去近40年裏取得的發展奇跡,得到了人民群眾廣泛的擁護和積極的參與,根本原因就在于,改革開放的偉大變革帶來了國力增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一係列民生政策扎實落地,人民生活得到明顯改善,人民群眾在改革開放發展中的獲得感顯著增強。講到黨的十八大以來取得的經濟社會發展成就時,人們常常使用這樣一個表述——風景這邊獨好。這裏的“獨好”並不僅僅指我國經濟保持了其他國家無法媲美的中高速增長,更體現在廣大人民群眾從改革開放發展中得到了實惠。當今世界許多國家,或者發展停滯徘徊,或者經濟增長、科技進步的成果未能被廣泛而均等地分享,這成為一些國家或地區經濟社會政治矛盾激化的重要原因。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快速發展,人民生活需要日趨多樣化、多方面、多層次,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強烈。與此同時,我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按照人均國內生産總值排位,在國際上尚處于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黨的十九大把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概括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有針對性地提出提高人民收入的目標,將其作為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這個時代目標的重要內容,作出了全面的戰略和策略部署。

黨的十八大確立的一個具體目標是:到2020年,GDP總量和城鄉居民平均收入在2010年基礎上分別翻一番。在兩個翻番目標可期的情況下,黨的十九大在描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時,指出要讓“人民生活更加殷實”,這是一個比收入翻番內涵更豐富的目標。

黨的十九大報告把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之後的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按照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本世紀中葉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分兩步或兩個階段進行安排。在描述第一步目標時,報告指出,“人民生活更為寬裕,中等收入群體比例明顯提高,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顯著縮小,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基本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報告描述的第二步目標,是到本世紀中葉,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成時,“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實現,我國人民將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對于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本世紀中葉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黨的十九大報告沒有提出GDP增長或者翻番類的目標要求。這固然反映了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高速增長已不再是中國經濟特徵的現實,以及強調改變片面追求增長速度政績觀的要求,更重要的是,這樣可以把宏偉目標更直接更鮮明地指向發展目的本身,把提高人民收入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更加突出出來,立足于圍繞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只有這樣,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才能得到人民的認可,才能經得起歷史檢驗。

十九大報告強調在“同時”和“同步”中提高人民收入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堅持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實現居民收入同步增長、在勞動生産率提高的同時實現勞動報酬同步提高。既講“同步”也講“同時”,使十九大報告的表述豐富了以前“兩個同步”的含義。這實際上是明確強調,既要防止收入增長跟不上經濟增長、勞動報酬提高滯後于勞動生産率提高的情形,也要避免相反的情形,即收入增長過度超前于經濟增長、勞動報酬提高脫離勞動生産率提高的情形,不致使收入增長和勞動報酬提高成為無源之水、無米之炊,缺乏可持續性。

在整個改革開放時期,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城鄉居民收入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長,並且得到勞動生産率提高的支撐。自1978年以來,我國GDP總量增長了29倍,人均GDP增長了20倍。與此同時,城鄉居民消費水平提高了16倍,而勞動生産率(每個勞動力平均創造的GDP)提高了16.7倍。然而,在不同時期,勞動生産率提高與工資提高以及收入增長之間的關係不盡相同,相應導致了不一樣的收入分配結果。

例如,在上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第一個十年,工資提高和居民收入增長滯後于勞動生産率的提高,其中農民收入增長的滯後程度更為明顯,造成這一時期城鄉收入差距擴大、居民收入基尼係數上升以及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下降等不利于收入分配改善的結果。在此之後,城鄉居民收入增長實現了與勞動生産率提高的同步,甚至一些群體的收入還略快于勞動生産率提高速度。相應地,收入分配狀況也開始得到改善。2016年,城鄉收入差距縮小到2.36,基尼係數下降為0.465。

在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過程中,堅持在“同時”和“同步”中提高人民收入,既是更加注重協調發展和共享發展理念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保持經濟可持續增長的現實要求。

首先,擴大由居民消費水平支撐的國內需求。與經濟增長同時且同步的收入穩定增長,以及社會保障的不斷完善,是不斷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擴大居民消費需求的基本保障。一方面,有利于培育新的需求對經濟增長的牽引動力,使供給和需求在更高水平上實現動態平衡。另一方面,有利于發揮居民消費的基礎性作用,降低經濟增長對出口需求和投資需求的過度依賴,實現需求因素“三駕馬車”的內部良性平衡。

其次,助力我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轉變。依靠不斷提高收入形成的消費需求,可以為提高供給體係質量、擴大優質供給提供市場信號和牽引動力。建設現代化經濟體係,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伴隨人民收入水平提高而形成的豐富多樣的消費需求,需要通過具體的價格信號才能得到反映,進而轉化為供給側産業結構調整和産品質量提高的市場動力。

最後,把收入增長和報酬提高建立在更加牢固堅實和可持續的基礎上。單位勞動成本是反映一個國家産業競爭力的指標之一,其與工資水平成正比,與勞動生産率成反比。就是説,如果工資上漲過快,超過了勞動生産率的支撐,就會導致單位勞動成本的上升,從而降低産業的國際競爭力,結果會因經濟增長過快下行和就業機會的減少制約工資上漲,使收入增長的勢頭難以為繼。由于非熟練勞動力工資上漲過快,超過了勞動生産率的提高速度,2011年至2014年我國制造業的單位勞動成本上升了25.8%。而同期其他主要制造業大國如德國、日本、美國、韓國的單位勞動成本則沒有明顯的變化,這就導致了我國制造業比較優勢的相對降低,這是不利于經濟增長從而實現收入增長的。

黨的十九大部署的提高人民收入的主要途徑

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既是政府的責任,政策部署要盡力而為、量力而行;也要充分激發人民群眾自身的努力,在公共政策搭建的平臺下,努力實現人人盡責、人人享有。只有通過上下合力,形成促進居民收入提高的有效宏觀政策體係和微觀激勵機制,才能實現十九大確定的目標,滿足人民群眾的迫切期待。

首先,把就業當作最大民生舉措來促進。隨著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就業問題的新特徵也日趨明顯,即在總量性就業矛盾趨于緩解的同時,摩擦性和結構性的就業矛盾愈顯突出,提高就業質量的任務更具挑戰。解決摩擦性就業矛盾的關鍵在于完善勞動力市場機制,增強勞動力供需雙方的匹配性。解決結構性就業矛盾的關鍵在于改善勞動者的技能,增強人力資本稟賦與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産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適應性。提高就業質量的關鍵則在于勞動力市場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形成和諧勞動關係。政府應該從促進經濟增長、創造就業崗位為主的政策手段,轉向更加著眼于提高勞動力市場匹配水平和就業質量,著力于提供全方位的公共就業服務上來。

其次,把提高勞動生産率作為增加收入的根本手段。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增長在經歷了一段反超勞動生産率增速的“補課”階段之後,由于工資上漲超越了勞動生産率的支撐,過去一兩年已開始略有減速。為了確保實現2020年翻番目標乃至更長期更可持續的收入提高要求,必須進一步提高勞動生産率。提高勞動生産率通常有三條途徑。一是資本替代勞動,即以機器或機器人替代人工,這個過程的節奏需要與勞動者素質提高相匹配,否則會導致資本報酬下降和排斥就業的不利結果。二是提高作為勞動生産率組成部分的全要素生産率。十九大報告中提出了提高全要素生産率的要求,這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中尚屬首次。三是提高人力資本水平。這是資本替代勞動和提高全要素生産率的前提條件和重要保障。

再次,把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作為提高人民收入的抓手。2020年實現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之後,保持人民收入持續提高的關鍵,在于脫貧之後這些群體的收入能夠保持繼續上升的狀態。黨的十九大報告首次提出破除妨礙勞動力、人才社會性流動的體制機制弊端,這包括三個方面的含義:一是保持勞動者橫向流動的勢頭,按照生産率從低到高的順序,在區域、城鄉、産業和企業之間流動,微觀上增加個人和家庭收入,宏觀上提高勞動生産率;二是政府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和公共服務平臺,促進勞動者實現縱向流動,使人人都有通過辛勤勞動實現自身發展的機會,打破社會身份的固化,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三是深化相關領域的改革,消除阻礙勞動者橫向和縱向流動的體制性障礙。

最後,把履行好再分配職能作為政府促進收入提高的著力點。國際經驗和我國現實都表明,實現全體人民收入水平提高這一目標,分好蛋糕與做大蛋糕同等重要。在分好蛋糕的過程中,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同等重要,都需要政府履行一係列不可或缺的職能。在初次分配領域,政府應該著眼于創造政策環境,讓每個人享有公平的培育人力資本、從事就業創業和獲得公共服務的機會。在再分配領域,政府以改革措施和法律手段,通過稅收、勞動立法和執法、轉移支付、社會保障和其他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等公共政策途徑,合理規范收入分配秩序並調節初次分配結果,承擔體制改革和結構調整中的轉型成本,保護弱勢群體的勞動力市場權益。(來源: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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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稻葵

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李稻葵:新時代,用新思維應對中國經濟的六大挑戰

近日,在“人文清華講壇”上,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以“中國經濟:新時代 新思維”為主題發表了演講。思客將演講實錄分為上下篇兩部分,本文為下篇。李稻葵教授對2020年、2035年、2050年三個時間節點的中國經濟發展進行了展望,他認為到2035年,中國將跨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到2050年,中國將進入中大型國家20強。同時,李稻葵教授分析了中國經濟未來需要應對的六大挑戰以及用怎樣的新思維來迎接這一嶄新的時代,他強調,不僅要講好中國的故事,更要研究出中國自己的理論。

本文為演講實錄節選:

三大裏程碑式展望

十九大是全球矚目的重大政治事件,也給中國的百姓勾勒了一個偉大的未來發展宏圖。對于十九大後的中國經濟,我特別關注2020年、2035年、2050年這三個時間節點。

第一個節點,到2020年,我們應該非常接近世界銀行所定義的高收入國家的門檻。到那時,中國的人均收入應該能夠達到1萬美元。

我們國家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當然遠遠不止收入水平這一項,按照購買力平價來看,到2020年中國發展水平會接近美國的三分之一,這對一個大國來説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到了2020年,中國人可以驕傲地説,我們沒有拖全球經濟發展平均水平的後腿。

從另一個維度看,2020年絕對不止是收入水平提高,更重要的是全面消滅貧困,從過去非常貧瘠的生活條件很惡劣的農村,轉向現代化的比較富裕的新農村。另外在民生問題上要解決百姓的一些痛點,比如就診看病。醫院要多從患者的角度著想,提升患者的幸福感。

第二個節點,到2035年,中國將跨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在民眾的生活水平、人均發展的水平、國家的富裕程度上,我們將進入人口超過500萬的中大型國家的30強,人均GDP達到美國的50%。這個數字是非常有意義的,根據我們的分析,如果一個國家發展水平能夠達到全世界大國發展最高水平的50%以上,也就是説達到美國的50%以上,這個經濟體就比較穩定了,國家經濟的“身體”就足夠強壯了。所以到2035年,根據十九大報告,中國要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這個“現代化”絕不僅僅是一個經濟水平,還有民生、法治以及百姓的文明程度和心態等等。

第三個節點,到2050年,中國將進入中大型國家20強,人均GDP將佔到美國的70%,人均收入水平相當于法國。我們的國家還有很多地方和法國的埃菲爾鐵塔、盧浮宮一樣,具有全球吸引力,那時的中國會更有魅力。

中國經濟新思維:未來需應對六大挑戰

首先一定要嚴防係統性的、區域性的金融風險。看一下世界金融危機的教訓,最直接的就是出現了係統性金融風險。2017年7月份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召開,一個關鍵詞就是“穩定”,堅決不能發生風險,這是底線。

中國目前的主要金融風險是流動性較大,大量的金融資産是以流動性很強的存款跟現金的形式存在,折算成美元是23萬億美元,而央行手裏只有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只要有1/6的人不相信中國的金融體係,準備要出國,我們的金融就會出現問題。所以在我看來,未來的十年、二十年,中國資金跨境的流動都需要加強管理。

其次就是在解決發展不平衡的過程中,尋求新增長點。發展不平衡我們有很多表現,有社會層面的,包括醫療、教育、公共服務等。目前就經濟層面來講,現在表現為區域發展不平衡。

舉一個例子來説,中國經濟跨地區之間的發展是不平衡的,江蘇省是人均GDP最高、人均生活水平最高的省份,而鄰居安徽省到目前為止是全國人均發展水平倒數第六,這顯然是不平衡的。如果安徽省能夠利用好自己的優勢,實現中部崛起,那麼它的增長速度就能夠提升起來,這恰恰是中國經濟一個重要的增長點。事實上過去3、4年,安徽省的增長速度確實非常高,合肥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典型。

第三,要提高勞動力素質。大家都知道,快遞小哥每個月的平均收入比清華大學本科畢業的學生高多了,但是我認為他們是最應該有憂患意識的一群人。因為未來世界經濟的發展説到底是勞動力跟勞動力的競爭,同樣的裝配線,同樣的流程,中國的勞動力能不能幹得比發達國家強,能不能夠讓工廠的生産能力永遠留在中國,這是關鍵。説到底,要提高勞動力的生産效率,要提高工作能力。

未來還有一個競爭,是人跟機器的競爭,我覺得十年內恐怕有很多類似快遞的工作會被機器所代替,為避免出現科技陷阱,一定要提升勞動力的教育,提升人跟人之間服務的能力。

當前一個非常突出的問題,就是中國有較大比例的勞動人口沒有讀過高中。盡管我們大學毛入學率超過了40%,但是在一線工作的勞動大軍中,還有一部分沒有受過高中階段的教育。所以要想辦法,政府要給點補貼,做出相應的政策。市場跟國家的行政手段、政策手段同時發力,讓大家多學點軟技能,比如心理學、歷史、外語等等,適應未來的人類社會、中國社會發展的需求。

第四,要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挑戰。我們人口在加速老齡化,到2035年中國就是一個老齡化的社會了。我們會不會出現像美國那樣醫療花費在GDP中的比重達到18%?這會給經濟背上較重的包袱。同時,我們也不能完全靠家庭養老,如果靠家庭養老,坦率來講再過20年,年輕人會時不時收到家裏老人的電話需要回家照顧老人。所以我們必須要探索一條符合中國實際的、高效的養老體制,要有制度創新,社會跟家庭、道德跟法律、市場跟行政多管齊下,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挑戰。

第五個挑戰也非常明顯,投資要謹慎。走出去投資,這其中的學問很大。在新型開放發展戰略上,不能僅僅把儲蓄配置在美國的資産上,不能像當年日本一樣匆匆忙忙一窩蜂地出國購置資産,那樣一定會吃虧的。我一直呼吁,不管是企業還是個人,走出去是應該的,但是一定要謹慎,不能辦傻事,不能留下“錢多、人傻”的印象,被世界人笑話。

第六,中國在發展的過程中,面對國際社會唱衰中國經濟的輿論,不僅要講中國的經濟故事,更要研究出中國自己的理論。理論上不去,理論講不圓,在國際上、在政策發展問題上就會永遠吃虧。

以英國為例,英國人在1775年時開始搞工業革命,同年亞當·斯密出版了《國富論》,《國富論》被認為是經濟學的《聖經》,它的基本思想是自由市場經濟是自我平衡的,只要實行自由市場經濟,每個人的效率都將得到發揮,各國都會發揮比較優勢。亞當·斯密為英國創造了理論,不僅是理論,還是一種思想,影響了很多人,所以大家都覺得英國工業革命是世界的福音。後來大衛·李嘉圖也為英國施行自由貿易搖旗吶喊,英國當時是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國家,它的經濟發展在學者那裏找到了理論和思想,這是成功的案例。

再以德國人馬克思為例,他研究當時興起的英國資本主義市場的生産方式,他的結論有非常鮮明的鬥爭性、實踐性,充滿了哲學的思考。他説,資本主義的制度是暫時的,不是永恒的,資本主義制度有它潛在的本質性矛盾。馬克思的理論給當時的工人運動提供了思想指導,是一種哲學的思考。他和亞當·斯密以及大衛·李嘉圖的理論不在一個層面,要高出一個層次。他是從這麼多年各個國家的工人運動和科學社會主義的發展實踐中提煉出來的。

英國人凱恩斯,那個時代頂尖的經濟學家,看到了自由市場經濟本身的衝突、矛盾,在1933年美國“大蕭條”時,工人大規模失業,有人想買東西,但是工廠又不能開工,這是一個巨大的矛盾。凱恩斯提出政府必須幹預市場,這樣市場就可以運轉起來了。

在這方面比較成功的案例是美國,美國在建國200多年的時間裏,絕大部分時間是搞貿易保護主義的。美國內戰的結果是,搞貿易保護的北方戰勝了支持自由貿易的南方,這是完全背離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的基本原則的。很有意思的一個現象是,美國從內戰結束到二戰結束,這段時間基本上沒有出現思想家以及經濟學家。直到二戰結束後,美國誕生了米爾頓·弗裏德曼,他是芝加哥經濟學派代表人物之一,他是一個很好的傳播者,非常會利用電視媒體等傳播渠道在美國到處宣傳自由市場經濟,這符合那個時代的精神,符合當時美國所主導的自由市場經濟的精神。

在這方面不成功的國家是日本,日本人將近30年的經濟衰退怎麼來的?我願意講一個觀點,也許有爭議,那就是經濟學沒搞好。日本人的優點是對待技術非常勤奮,精益求精,但是日本人的缺點是什麼呢?思想層面沒有學到西方的精髓,沒有創新,所以這麼多年日本幾乎沒有在理論上能夠講得圓的高級學者或者官員。日本這麼多年一碰到匯率問題、貨幣政策問題、具體的體制問題,包括日本特殊體制問題,都講不清楚。

舉一個非常具體的例子,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中,最倒霉的是日本。當時日本借了很多錢給東南亞國家,日本非常希望東南亞國家能夠把這個錢還回來,但是日本人堅決不敢跟美國人討價還價。

所以我想説,我們的責任重大,中國未來的發展不光是要解決具體問題,更重要的是要把中國的理論講出來,為什麼我們要這麼做?為什麼政府跟市場要同時使勁?過去我們成功的經驗在哪裏?未來我們為什麼要堅持這些經驗?為什麼美國和歐洲會出現問題?要把這些從理論上講清楚,講不清楚一定會吃虧,一定會出問題,這是我們的責任。(來源:新華網思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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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鄭永年:中國崛起從“抓住機遇”到“創造機遇”

自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産黨一直在討論“兩個一百年”目標的問題,即中國共産黨成立一百年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百年。十九大報告提出,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又要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徵程,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從這些年的發展趨勢來看,在今後的幾年裏,中國有足夠的能力實現第一個一百年的目標,這意味著十九大之後中國會把重點放在實現第二個一百年的目標。

內部的發展目標對中國外交也必然産生重大影響,甚至是決定性的影響。改革開放以來,一個有利的國際環境能幫助中國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無疑,要實現第二個一百年目標,中國仍然需要有利的國際環境。今天的中國正在經歷一個非常關鍵的轉型,即從早期的“抓住機遇”到“創造機遇”。

經過這幾十年的努力,現在中國已經有了足夠的能力來為自己創造一個有利的國際環境,為自己創造有利于內部可持續發展的國際機遇。十八大以來,在總結前面經驗的基礎上,中國共産黨已經探索出自己的一條道路,不管是針對大國、中等國家,還是小國。

筆者把自十八大以來的中國外交戰略概括為“兩條腿、一個圈”:

第一條“腿”即新型大國關係建設。新型大國關係盡管最先是針對美國提出,但這一概念的應用不僅針對美國,也針對俄羅斯和印度等其他國家。中國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即守成大國和新崛起大國之間所發生的爭霸戰爭。中國既不想和“守成”的國家發生衝突,也不想和緊隨自己的新興大國發生衝突。因此,中國盡力保持克制,千方百計地尋求通過非戰爭的方式來解決衝突。

第二條“腿”即面向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一帶一路”倡議。盡管“一帶一路”倡議涵蓋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但其主要對象是發展中國家。一方面,中國要通過“一帶一路”實現“走出去”的目標,服務于國內的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中國借此盡到大國責任,為這些國家提供“公共産品”,容許發展中國家搭中國經濟發展的“便車”,這是一種包容式、開放式和參與式的區域和國際發展模式。

“一個圈”即中國的周邊外交。周邊外交可説是中國外交的核心,這是由中國特殊的地緣政治位置決定的。中國周邊數十個國家,如果搞不好周邊外交,中國崛起的難度可想而知。十八大以來,中國在早些年提出的“睦鄰”“安鄰”和“富鄰”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亞洲命運共同體”的概念。

這些年來,中國從來沒有動用過西方慣用的“經濟制裁”等手段,中國和有關國家經貿關係從未冷卻,這也是這些國家之後能夠快速改善和中國關係的基礎。

在國際層面,今天的西方國家因為內部經濟困難大搞民粹主義,導致經濟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盛行,使得現存國際經濟體係岌岌可危。但中國清醒地意識到,無論是內部的民粹主義還是外部的經濟民族主義,都不是解決內外部問題的有效方式。

全球化既勢不可擋,也是創造財富的有效機制。中國領導人利用各種國際場合,釋放出繼續推進全球化的信號,事實上,中國也是當下少數大力推進全球化的國家之一。

從前的大國,無論是成功的英國和美國,還是失敗的德國和日本,在其快速崛起的過程中,大都發展出如何擴張,甚至如何稱霸世界的戰略。但今天的中國努力探索的是如何和平崛起,如何為世界和平作貢獻。(來源:參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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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偉俊

麥格理集團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

十九大後的中國:社會主要矛盾改變的五重含義

FT中文網11月1日刊登了麥格理集團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胡偉俊的文章《十九大後的中國:社會主要矛盾改變的五重含義》,針對十九大報告中對于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深入分析這個重要轉變將會對未來的工作重心和政策措施産生的深刻影響,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轉變,將對接下來的工作重心和政策措施産生深刻的影響。在筆者看來,這個轉變涉及目前中國經濟中的五個核心問題。

首先,從總量向結構的轉變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經濟的根本問題在于總量,所以決策者的工作重心都是落在做大總量上。雖然今天的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規模比排名第三的日本大一倍不止。但在2004年,中國經濟只排世界第七位,更不用説剛剛改革開放的80、90年代。當時的許多問題都源于經濟總量和其他國家差距太大,只有用發展經濟的辦法來解決。這一點當時的中國領導人看得非常清楚,鄧小平就在1990年的一次談話中指出:“世界上一些國家發生問題,從根本上説,都是因為經濟上不去。”

但是發展到今天,總量當然還有很大的上升空間,但結構問題越來越重要。”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 本質就是一個結構問題。所以,總量思維的局限性越來越大,很多核心的問題只有通過結構性的思維才能解決。

比如金融業。從總量看,2015年中國金融業增加值在GDP中比重達8.4%,超過了美英日,似乎已經發展過度。但是,中國國民儲蓄率接近50%,更是遠遠超過美英日,中國居民擁有巨大的資産配置需求。而巨量的儲蓄能否被有效的轉化為投資,是中國經濟能否長期健康成長的關鍵。例如,新經濟在中國經濟中越來越重要,相比傳統的銀行信貸,直接融資可能幫助更大。所以,金融同樣不僅僅是一個總量問題,更是一個如何改進融資結構的結構問題。

又比如産能過剩。中國目前每年的鋼産量已經超過8億噸,排名世界第一,且超過第二到第十五的總和。不光是鋼鐵,中國目前已經有220多種産品的産量排名世界第一。但另一方面,在許多領域,産能是嚴重不足的。例如,優質教育的供應遠遠不足,醫療服務同樣如此,所以,泛泛而言中國産能過剩,意義並不大,現狀是産能過剩和産能不足並存。可見,這些問題,都只能用結構性的思維來解決,總量思維只會誤入歧途。

第二,財富分配的重要性上升

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關鍵是怎麼把餅做大,多數國家,應對不平等只能通過提高稅率,而這又影響了經濟增長。幸運的是,中國還存在不小的政策空間,能做到既有利于經濟增長,又有利于財富分配。例如,中國收入不平等的一個重要來源,在于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因此人口從落後地區向發達地區遷徙,既能夠降低不平等,又能提升勞動生産率,但這需要戶籍和土地改革有進一步推進。

金融危機之後,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出現了經濟增長下滑,同時財富分配惡化的問題,特別是中間階層在收入分配中的佔比下降,經濟呈現空心化。所以,如何避免兩級分化,保證中間階層的不斷壯大,是全世界范圍內面臨的重大挑戰。

第三,從硬需求向軟需求轉變

國際關係中有硬實力和軟實力。硬實力是經濟和軍事實力,軟實力是文化和價值觀的實力。“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投資固然重要,軟實力也不可或缺。中國古人早有類似的智慧,《論語》中説:“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而當中國經濟發展到目前的階段,對于物質的硬需求就會相對下降,而對服務、文化和環境這樣的軟需求相對上升。十九大報告中對社會主要矛盾的新提法中,“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變成了“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也反映了這一點。目前,服務業僅佔中國經濟的52%,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服務業的發展,既能滿足需求,又能拉動經濟。

要發展服務業特別是文化産業,核心在于尊重多元。服務的質量只有在競爭中提高,思想也只有在碰撞中才能産生火花。當然,這也對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需要降低服務業的準入門檻,使得參與主體更加多元化。另一方面,也需要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幫助解決老百姓的看病難,上學難和買房難的所謂“三座大山”,像弗朗西斯•福山所説,“對整個社會的利益做出回應”。

所以,滿足人們的“美好生活需要”,核心在于政府職能的轉變。過去幾十年裏,強大的國家能力是中國經濟奇跡的重要推手。但經過多年的發展,中國的民營經濟也已經崛起。開展基礎設施投資,是政府的優勢,但需要直面消費者的服務業,則是民營經濟的優勢。政府職能從生産型向服務型轉化,是未來國家治理的一大挑戰。

第四,從增長到發展

在經濟學中,增長和發展是不同的兩個概念。增長主要是指國民收入的提高,而發展包含的概念則要寬泛許多,包括收入,環境,分配,法治,健康,教育等等。當然,兩者是緊密相關的,更高的收入水平往往能帶來更高的發展水平。簡單地説,增長是手段,發展是目的,但兩者並不必然是同步的。

同時,保持增長可持續性的問題也越來越重要。在低收入階段,大部分是成本競爭,環境的標準很難定得太高,但從長期來看,如果環境持續惡化,那麼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是有問題的。

增長目標和債務問題就是一個硬幣的兩個側面。經濟的三架馬車中,消費增長是比較穩定的,而出口則受制于全球經濟長期低增長的環境。因此,保增長的抓手一定是落在投資上,這也是為什麼基礎設施和房地産投資如此重要的原因。過去5年,每年的基礎設施投資的增速都在15-20%之間。而由于高庫存,房地産投資在2015年大幅下滑,因此房地産政策出現了大幅放松。

換言之,要增長就需要投資,要投資則需要融資,融資則債務上升。而且在這種情況下,影子銀行的蓬勃發展是不可避免的。固定資産投資完成額,從2009年的19萬億上升到去年的60萬億,而新增人民幣貸款,僅僅從10萬億上升到13萬億,這個融資缺口只有靠銀行貸款之外的融資手段來填補。因此,不論是去杠桿,還是打壓影子銀行,都和增長目標存在著衝突。

從這個意義上説,到了目前這個階段,如果能夠容忍增長的適度放緩,騰出空間處理發展和增長可持續的問題,以追求更高質量和更可持續的增長。反而,如果靠犧牲環境,坐視房地産惡化,通過加杠桿也許在短期內能夠維持較高的經濟水平,但人民的滿意度不一定能提高,而長期可持續性也值得懷疑。因此,隨著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不妨將GDP增長目標轉變為GDP增長底線,而底線則不妨定得低一些。這就好像一個人,如果他對人生目標和底線的設定差不多,那麼很可能過得比較辛苦。反而是只要在底線之上,都能坦然接受人生的起起落落,才比較容易快樂。

第五,從低收入國家到中等收入國家

根據經典的馬克思學説,社會主要矛盾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社會主要矛盾的轉變,也體現了中國已經變成中等收入國家這一事實。這時,中國經濟面臨的機遇和挑戰都和過去有明顯不同。

按照購買力平價,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已經達到1.5萬美元,類似日本80年代中期和韓國90年代後期。統計研究發現,經濟增長在這個階段容易出現明顯減速,原因很簡單,低收入國家的優勢在于勞動力成本,高收入國家的優勢在于技術,而中等收入國家則容易兩頭不靠。

但也要看到中國仍然有很強的發展潛力。不斷提高的勞動力教育水平,巨大的國內市場,政府動員和組織資源的能力,都有助于在技術上繼續趕超。而完善的基礎設施,完整的産業鏈以及不平衡的地區發展水平,也有助于保持低成本的優勢。而最關鍵的是中華文明在長期農業歷史中形成的家庭紐帶,工作倫理和世俗理性,這些文化因素,既是過去也是未來的最大優勢。

以上五點,就是筆者對社會主要矛盾36年來首次改變的理解。現在中國已經不再貧窮,社會主要矛盾也發生了變化,但挑戰和機遇仍然並存。不忘初心,既是指不忘在歷史的大視野下,中國文明仍在過去200年來,社會經濟轉型的“歷史三峽”之中,雖然無數先人所期盼的“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的坦途,也許就在前方不遠處。也在于不忘記過去的成功,正是從務實的心態,而不是某種非黑即白的理念出發,對內改革對外開放,以開放促改革,相信市場的力量,尊重自下而上的制度創新,勇于試錯,這樣才能解決發展道路上一個又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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