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新加坡和中國放在一起比較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新加坡是一個華人為主的社會，但是英語卻是其教學和工作的主要語言。 從小學到大學的所有科目都是用英語完成的。新加坡政府絞盡腦汁，施出渾身解數，想提高華人不斷下滑的華語水準。而在中國，長期以來一方面政府希望通過各種形式，各種層級的英語考試，提高國民的英語水準；一方面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之後，英語教學效果卻不佳。更有意思的是不僅僅英語水準沒有達到的應有的水準, 民眾將中文水準的不斷下降也歸咎到英語教育的失敗。一個相當普遍的觀點認為英語對大多數國人沒有用。英語應該從公立教育係統中退出。誰願意學習，誰覺的有用，自己學。有著名大學教授稱專家學者也不需要學英語，由少數英語專業人員翻譯科技和學術作品即可。更有媒體稱中國大國崛起，全世界都在學中文，學習英語是沒有民族自信心的表現。有網絡調查顯示，90%的網民支援高考取消英語考試。

    近日有媒體報道中國教育學會會長顧明遠稱高考改革方案2017年實施，英語將退出統考, 改由社會機構組織一年多次考試，取最好成績，由高校自主決定對英語等級的要求。應該説這樣一個改革出發點是好的，制度設計上也有一定的特色。但是語言政策非小事，中國高考改革更是體現國家教育政策導向，影響人才培養和選拔的重大公共政策調整，任何跟高考相關聯的改革一定要慎重再慎重。

    對高考英語進行改革，需要從以下幾個問題進行思考。一是在大國崛起的背景下，英語學習還有沒有必要；二是英語學習是不是導致中文水準下降的罪魁；三是現提出的改革設想和方案可不可以實現提高英語水準，提高母語水準，為學生減負的目的；四是政策執行的難度如何，相應的制度條件具不具備，會不會帶來負面的政策效果。五，激進改革和漸進改革的關係如何處理。能靠一廂情願的美好意願進行改革嗎？

    結合以上的問題，我們應該看到以英語為媒介進行的知識創造和傳播仍然是人類知識發展和創造的主流。盡管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逐步增強，中國傳統文化及中國軟實力在世界范圍發展和傳播進一步加快。但英語仍然是自然科學、人文社會科學以及文化和商貿活動的支配性語言。中國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實現真正的大國崛起和發揮軟實力依然需要這個體係的理解和支援，並從中受益。中國的現代化發展必然要走國際化的道路，提升國際化水準和國際競爭力。在這個情況下中國要採納近乎脫離英語的教育政策或者説進一步弱化英語教育是明顯不明智的。新加坡的奇跡般的經濟增長和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的傑出表現和新加坡政府採納英語作為主要的教學和工作語言有很大關係。中國民眾的英語水準和英語應用能力的提高需要大大提高而不是弱化。那種認為大多數人不需要英語的觀點是非常可笑的。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即使底層勞動者，如果有英語溝通的能力，在勞動力市場上帶來的收入的提高也非常顯著。英語教育的失敗不是取消英語教育的理由。中文水準的下降不能歸結于英語教育，而是應該審視中文教育內容和教學教法。其次現在這個英語教育改革方案是否可以減輕學生負擔，真正提升學生英語水準，甚至整個政策本身的制定和出臺的方式和方法都需要進一步的探討。

    任何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都有路徑依賴，都不能脫離現實，脫離具體的政策發展的環境。如果不改變現有以高考為核心的考試教育制度，目前僅靠降低英語分值或者改變考試方式為學生減負，提高母語水準和英語水準都是不可能的。現在這個將英語獨立于高考制度的方案，不僅不能減負，反而可能給學生帶來更大的英語學習的負擔。以往的高考是計總分的。學生英語稍弱還可以用其他科目成績補償。將英語獨立出來，並多次考試，可能會逼迫學生付出更多的心力在英語應試考試上。同時真正的社會化考試是社會中介機構組織，由招生學校自主認可，學生自由選擇參加的考試。但目前中國很難發展出美國ETS這樣的專業社會化語言考試機構。具體由誰來承擔這項社會化考試責任、形式如何，考試的組織管理、考試紀律、考試成績與大學自主招生的關係等等一些係列問題都是不小的挑戰。

    這個一年多次社會化考試的方案對現有的英語教育體係的衝擊也非常大，會打亂高中甚至初中小學教學的計劃，政策調整的經濟成本和人力成本高昂。英語一但退出高考，在現有的以高考為指揮棒的教學體係中，英語教育可能會迅速邊緣化。英語由社會化機構多次考試的方案可能會大大增加學生和家長的經濟負擔。這些對于依賴公立教育體係學習的城市不富裕家庭和農村學生而言，可能意味著英語學習機會的剝奪。

    結合這樣的思考和分析，（一）要從高考改革整體方案層面進行統籌規劃。在高考做為目前最公平的人才考核選拔方式的大背景不變的情況下，在高考對教育內容安排，方法選擇具有重要指揮棒作用的現實下，將英語考試單獨獨立于高考以外的做法，目前還是過于冒進。（二）在高考的地位和作用很難動搖的情況下，最應該做的是改變英語教學和考試的內容和方法，而不是簡單的把英語考試和學習的責任推向社會。按照這個思路，新加坡政府煞費苦心在各級公立教育係統中大力提高華人華文水準的努力就完全沒有必要了。（三）加強配套政策和政策執行能力建設，進行充分政策試驗。應該實行“六年提前知道”原則。按照教育部慣例的“三年提前知道”高考改革原則對降低高考英語改革的不良影響是遠遠不夠的, 起碼應該調整到“六年提前知道”即從初一就應該明確高考英語的改革方向（最大程度減少衝擊）。要進一步加強對現有英語教育體係人力資源的培養和調整以及社會化考試機構的建設和監管（假如實行社會化考試的話）。要採取兩條腿走路的方針。在相關政策研究問題充分探討之後開始試點，一是在沿海北上廣等發達城市先逐步推行社會化考試試點，採取雙重模式即同時還繼續實行高考英語統一考試（學生可以自行選擇，有興趣和成績良好的學生可以提前完成並投入更多精力在母語及其他學科學習）；二是在全國其他范圍仍然繼續實行高考英語統一考試，各省市自治區可參照北上廣模式也進行小范圍試點。待實行3年左右全國再視具體執行情況和效果確定長遠的政策變化目標和方式。

    語言政策非小事。政府要有所為有所不為，既要傾聽民眾的呼聲，又要有所作為有所堅持。

    作者：于文軒 南洋理工大學公共政策與全球事務係助理教授；李建新 南洋理工大學公共管理碩士“市長班“ 學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