産業與城市，是兩個既有明顯區別又有緊密聯繫的概念。隨著新型城鎮化的建設步伐不斷加快，産業與城市融合發展的産城融合模式，成為不少縣域城市發展的重要路徑。

　　特別是以産業新城為代表的開發性PPP（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通過雙方的深度合作，一方面放大政府的管理職能，另一方面釋放了企業的效率優勢，為美好城市建設打下堅實的基礎。

　　規劃先行，為城市建設布好局、鋪好路

　　11月的安徽舒城縣，天氣漸漸變冷。

　　在舒城産業新城的安置房二期項目工地裏，工人們正熱火朝天加緊施工。此前交付的安置房一期項目裏，有人在散步，有人在打球，有人在晾曬衣物，樓裏樓外已經滿是生活的氣息。

　　在業內人士看來，産城融合發展經歷過兩個階段。在初期，城鄉二元結構長期存在帶來的工農分區，導致城市規劃中的工業、商業和居住功能被明顯分割。隨著産業結構調整，功能單一的建設分區弊端愈發顯現。

　　採取開發性PPP模式的産業新城，則從規劃階段起就採取深度融合、超前謀劃的思路，為産業與城市的發展留足空間。

　　“城市的生態功能區上湖公園，曾經有兩條石油管線經過，長度均為7.9公里。”舒城産業新城運營方相關負責人陳兵介紹説，為了避免城市後期深度開發導致不必要的麻煩，運營方的團隊與地方政府和管線所屬單位中石化反覆溝通，歷時兩年時間完成遷改。“如今，上湖公園及周邊已經開發成群眾運動、休閒和消費的綜合區域，不必再顧慮工業發展的幹擾。”

　　而在已經有18年産業新城開發歷史的固安，運營方相關負責人張冠強則認為，高端的産城融合業態，必然是工業、商業和住宅的融合發展。“在這裏，人們既是建設者，又是消費者，既為産業添磚，也為消費加瓦。”

　　人性化管理，城市運營更有溫度

　　一個城市的運營，高樓大廈、廣場公園等硬體設備顯然不是全部，對于産業新城運營方來説，接手過去由政府組織開展的城市管理工作，顯然有更多的事情需要考慮。

　　“從商業價值來看，民生保障類的項目顯然不如純經營類的項目收益更高，但它們卻對提升社區群眾獲得感幸福感效果更為明顯。”張冠強説，穿行在固安産業新城的各個社區間，最常見的商業業態就是便利店和小菜店。在産業新城發展規劃中，城市級、街區級和社區級三級商業業態，是最早進入規劃的業態。

　　在舒城産業新城，盡管從2016年簽訂PPP項目協議至今只有4年時間，但完備的城市運營團隊卻已經搭建完畢。

　　從最早介入的保潔和巡查，到後期的工程維修、園林綠化，五六十人的物業團隊已經整體接手區域內的城市管理。舒城産業新城運營方相關負責人鄭錚介紹説，在市場化運作的模式下，運營方可以採取更加靈活的方式推動城市管理，在保障城市有序運營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為群眾提供便利。

　　鄭錚舉例説，目前産業新城區域內開發在建項目相對較多，建築工人數量較多。考慮到這一群體的消費需求，物業團隊在域內一南一北兩個區域規劃了兩個市集，通過硬化地面、設置集裝箱，提供集中垃圾清運，為小商小販提供了固定的經營場所，也避免了分散經營帶來的秩序混亂。

　　一天的建設告一段落後，市集上熱鬧了起來，買小吃的、試衣服的，煙火氣籠罩上空，給鋼筋混凝土林立的産業新城平添了許多溫度。

　　黨建引領，提升社區管理效能

　　社區是城市治理的“最後一公里”。對于産業新城運營方來説，加強黨的領導，推動黨組織向基層延伸，把基層工作做好，同樣是提高社區治理效能的關鍵手段。

　　臨近中午，在固安産業新城五期幸福薈裏，一段節奏歡快的流行音樂《小小新娘花》傳了出來，這是社區的管弦樂隊在例行排練。

　　67歲的社區居民白英春，是樂隊的鍵盤樂手，從小學音樂老師的位置退休後加入樂隊。“真沒想到我們這些老頭老太太，靠著手藝還能繼續發揮余熱。”白英春説，樂隊的成員都是社區音樂興趣小組的老師，平時會給社區群眾教授相應的課程。大家也都是志願者，經常會去敬老院慰問演出，或者到公園街演。

　　作為固安産業新城社區幸福薈負責人，武燕燕有著多年的社區工作經驗。在她看來，基層管理不能靠管理部門單打獨鬥，“要培養更多的社會組織，讓以黨員為關鍵力量的熱心群眾承擔更多治理工作。”

　　京南高新區工業園區管委會副主任張春梅介紹説，目前固安産業新城的每個社區都成立了黨組織，通過對黨員的摸底調查，掌握了每個人的特長和興趣點，並以此為基礎分配工作。“有的退休阿姨很熱情，我們就推薦到志願服務團隊；有的年輕人善于組織活動，我們就讓他去搞策劃；還有人喜歡做鄰裏調解工作，在疫情防控期間發揮了大作用。”

　　建好硬體，搞活軟件，激活社區，産業新城的美好城市生活，就有了明確的路徑和目標。

【糾錯】

責任編輯： 孫濛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