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民個人資訊被侵犯現象猖獗的背景下，兩高《解釋》有助于破解法律上的一些難題，對于偵查機關和司法機關的辦案活動，指導性進一步增強。

　　5月9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與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召開新聞發布會，發布《關于辦理侵犯公民個人資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及相關典型案例。

　　對于公民個人信息安全保護，這是一個具有標誌性意義的立法，值得稱許的地方不少。

　　之前，為應對處于高發態勢的侵犯公民個人資訊犯罪，《刑法修正案（七）》增設了刑法第253條之一，規定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個人資訊罪和非法獲取公民個人資訊罪；《刑法修正案（九）》又將上述“兩罪”整合為“侵犯公民個人資訊罪”，且將犯罪主體擴大到一般主體。

　　最新出臺的兩高《解釋》，將抽象化的法條進一步具體化，明確了“公民個人資訊”范圍、“非法提供公民個人資訊”認定標準、“非法獲取公民個人資訊”認定標準等十個方面，涵蓋了公民個人資訊刑事案件辦理的各個方面。《解釋》對于偵查機關和司法機關的辦案活動，指導性進一步增強。

　　尤其是該《解釋》中，確定了“侵犯公民個人資訊罪的定罪量刑標準”，更加方便辦案機關“對號入座”。之前，廣東公安部門的“收網行動”，一次便查獲公民個人資訊1600余萬條。但令人遺憾的是，“情節嚴重”和“情節特別嚴重”的認定卻是“真空地帶”。司法實踐中，很大程度上需憑借辦案人員“主觀判斷”，由此造成入罪門檻的“模糊不清”，量刑的合理性也大受影響。

　　《解釋》在細化上也頗有突破，僅入罪要件“情節嚴重”，就劃分為資訊類型和數量、違法所得數額、資訊用途、主體身份、前科情況等5類，每一類中又明確具體“杠杠”，更加方便“按圖索驥”。而在“情節特別嚴重”中，又立足實情，確定了“數量數額標準”、“嚴重後果”兩類情形，且與前者拉開適當“差距”，較好地體現了刑罰的“階梯性”，“尺度”也更加科學合理。

　　定罪量刑標準的制定，也體現了“因時而動”、“因地制宜”的色彩。近年來，非法購買、收受公民個人資訊從事廣告推銷等活動，呈現多發之勢。廣告推銷雖是合法的行為，但採取的又是非法手段，如果不嚴厲打擊，公民個人信息安全就要深受戕害。是以，《解釋》列出“兩種情形”，即“利用非法購買、收受的公民個人資訊獲利五萬元以上”、“曾因侵犯公民個人資訊受過刑事處罰或者二年內受過行政處罰，又非法購買、收受公民個人資訊的”，數額標準與主觀標準相結合，較好地體現了寬嚴相濟的刑法精神。

　　客觀而論，兩高《解釋》的出臺，為辦案機關增加了一柄銳利寶劍，對于打擊侵犯公民個人資訊犯罪活動，將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

　　當然，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司法解釋雖有“準立法”功能，畢竟只是對刑法相關條款的“具體量化”，而不是“另起爐灶”。事實上，隨著社會的日趨進步，在公民個人資訊保護上，出現的許多新情況新問題，涉及民事、行政等諸多領域，遠非刑法之一隅，亦非刑法所能獨當。

　　是以，在兩高釋法“量刑標準”同時，還須加快公民個人資訊保護的專門立法，讓公民個人資訊保護更加給力。（社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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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年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