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竹新區、遂潼先行區等試驗區正在按照“存量收益由原行政轄區各自分享、增量收益五五分成”的原則制定利益分配方案，探索跨省投資、成本分擔、利益共用的新模式。
目前改革已進入深水區，需要在跨省經濟統計分算、土地、稅收政策等關鍵環節進一步實現突破。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李勇 惠小勇 張桂林 趙宇飛 江毅 李力可
2021年7月，重慶璽景臺實業有限公司作出一個決定：落戶重慶渝北區茨竹鎮與四川廣安鄰水縣高灘鎮毗鄰區域的川渝高竹新區，投資3億元建設智能幕墻産業園。
此前，公司董事長楊成虎一直很猶豫，盡管毗鄰重慶的四川鄰水縣土地、人工、水電等要素成本更低，但到那裏投資就享受不到重慶的優惠政策。直到2020年底，全國首個跨省市一體化新區——川渝高竹新區正式設立，楊成虎終于不再猶豫。
高竹新區是川渝“行政區與經濟區適度分離”試驗區之一。“現在既能享受廣安較低的土地、勞動力成本，又能擇優享受兩地的優惠政策。”楊成虎説。
一直以來，經濟區與行政區高度同構，制約生産要素自由流動和高效配置。2020年開始，在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背景下，重慶、四川在毗鄰的廣安市和渝北區、遂寧市和潼南區等地先後批準設立川渝高竹新區、遂潼一體化發展先行區等試驗區，重塑規劃管理體系、開發建設體制和利益聯結機制，探索行政區與經濟區適度分離。
四川省廣安市鄰水縣與重慶渝北區交界處的“川渝高竹新區”（資料照片） 攝影/《瞭望》新聞周刊
重塑體制
採訪中，《瞭望》新聞周刊記者了解到，目前川渝雙方在試驗區內已初步解決行政區與經濟區適度分離改革中“怎麼管、怎麼建、怎麼分”等核心問題。
新區怎麼管？川渝在試驗區內構建統一的規劃管理體系，共派幹部形成新的組織架構，打破行政區劃編制規劃體係，確保“規劃一張圖”。
雙方在試驗區內合作成立籌委會，並合資成立開發公司，構建起“管理機構+開發公司”的開發建設格局。以川渝高竹新區為例，籌委會臨時黨委書記、副書記兼籌委會主任分別由廣安、渝北派出，兩地分別注資5億元，組建高竹開發公司。
“高竹開發公司作為新區規劃、建設、開發、管理的城市綜合運營商，統籌負責開發、基礎設施、産業投資、招商引資、協議簽訂、政策兌現等工作，確保一個主體推進開發建設和運營管理。”高竹新區籌委會主任劉章權説。
新區怎麼建？在高竹新區、遂潼先行區，試驗區作為獨立經濟單元，通過規劃編制、基礎設施、公共服務、開發建設、運作管理“五個一體化”實現經濟活動一體開展，將村鎮管理、民生事業、基層治理“三個屬地化”交由原行政轄區負責，實現社會事務分區管理。
在試驗區內，土地、財稅、人才等政策將擇優使用、整合共用。對于企業而言，在區內注冊可自由選擇登記機關，可在川渝兩地的政策中選擇對自己有利的政策，如企業可享受四川較低的要素成本，也能享受重慶更好的扶持政策。
利益怎麼分？“利益如何分配，是此項改革的重中之重，目前互利共贏的利益聯結機制正在構建中。”重慶市發改委主任董建國説，高竹新區、遂潼先行區等試驗區正在按照“存量收益由原行政轄區各自分享、增量收益五五分成”的原則制定利益分配方案，探索跨省投資、成本分擔、利益共用的新模式。
成果初現
隨著改革逐步推進，一係列成果正在顯現。
以前，川渝毗鄰地區市場相互封閉，競爭大于合作，如今産業正邁向協同發展。率先入駐高竹新區的四川瑞創汽車科技公司由重慶企業投資設立，主要為重慶各大整車廠制定車型等設計方案。“在這裏，可以把廣安相對較低的要素成本與重慶高水準的技術支撐、創新政策支援結合起來，企業發展空間更大了。”公司相關負責人説。
截至2021年底，高竹新區已累計入駐企業167戶，簽約川渝共建重大項目33個；在遂潼先行區，重慶大學鋰電及新材料研究院、渝遂綿優質蔬菜生産帶、遂潼天然氣産業園、華電集團潼南熱電聯産等重大項目也陸續落地。
以前，川渝毗鄰地區大量擱置多年的“斷頭路”“扯皮項目”，如今正加快打通和實施。如，遂寧和潼南毗鄰地區的雙江航電樞紐，此前由于兩地政策標準等差異，項目審批推進緩慢，遂潼先行區成立後，兩地實施聯合審批，僅用8個月就審批完畢，比預計的三年大幅提前。
以前，川渝毗鄰地區群眾、企業就算只隔一條街，辦事也只能各自到數十公里外的城區，如今公共服務正實現共建共用。比如，2021年7月20日，川渝高竹新區供電服務中心正式揭牌，以前因為屬地原因，兩地企業只能到各自城區辦理業務，以後新區內所有的企業，無論地處重慶或四川境內，都可以在地處新區中心地帶的供電服務中心辦理業務。
三大政策待厘清
記者了解到，目前改革已進入深水區，需要在跨省經濟統計分算、土地、稅收政策等關鍵環節進一步實現厘清。
——設計跨區域統計分算政策。其中，跨省經濟統計分算是此項改革的關鍵。
“跨省經濟統計分算能保障行政區與經濟區適度分離的常態化、長期化。”四川一位基層幹部説，比如在高竹新區范圍內，項目如果落戶重慶境內，經濟數據只能統計在重慶，落戶四川境內，經濟數據只能統計在四川，長此以往將影響兩地合作積極性。
基層呼吁，可根據“經濟區”進行跨省經濟統計分算，國家可對跨區域合作園區設立虛擬區劃代碼，將其作為獨立統計單位，確保跨省統計分算的實現。
——設計跨區域土地使用儲備等相關政策。在高竹新區、遂潼先行區等跨區域合作平臺，由于土地指標有限，項目源源不斷，卻面臨“無地落戶”的尷尬。
“高竹新區已簽約了30多個重大項目，但土地指標緊張，落地進展緩慢。”新區一位負責人説，比如正在推進的重慶工業職業學院高竹校區項目需要1600畝土地，此外還有幾十個項目排隊等待落戶，要如期實現土地供應都面臨很多實際困難。
他給記者算了一筆賬：“根據川渝兩省市規劃，高竹新區核心區約55平方公里，渝北、廣安各20余平方公里，而根據新一輪國土空間規劃，到2035年渝北區建設用地指標僅30多平方公里，下轄6個縣區的廣安市也只有40多平方公里，僅靠這些土地指標恐難以支撐。”
基層建議，改革試驗區土地指標可由更高層面統籌單列，賦予試驗區更大空間。同時，配套設計土地指標跨區域使用、跨區域儲備等相關政策或賦予相應改革許可權。
——設計跨區域統籌稅收政策。目前，川渝在稅收領域政策差異較大，雙方已梳理出稅收比例分成、執法標準、辦理流程等方面的801項差異，雙方已合作統一720項，剩余80余項政策屬于國家事權，有待政策設計支援。
“兩邊稅收政策不一致的情況下，企業落戶時肯定會主動選擇稅收政策更為優惠的省市，這樣就不易實現資源要素優化配置。”不少基層幹部建議國家層面對兩地稅收政策予以統一，並助其實現政策疊加共用，助推改革向縱深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