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韻八記》自序
很多出于偶然的事，一旦做起來，往往更有意思。
寫完《皖韻八記》(斯雄著，安徽文藝出版社2022年4月出版)的最後一記，有一種戛然而止、如釋重負的痛快與輕松，不禁長舒一口氣。
最初寫“八記”，只是偶爾的一閃念。隨後便有些剎不住車，而且逐漸進入加速度。偶爾的思想火花和人生感悟，大多可遇不可求，倏忽冒出來了，都很難得。3年過去了，現在回頭來看，有人有物，有景有情，有思有悟，還有歷史與文化，真是風光無限、一路繁花。
從《瑯琊山記》起筆，到《天柱山記》收官，凡24記。每一記的對象，看重其獨特性和唯一性，無論放在哪個層面，都得夠一定分量。于是，每每需要選擇的時候，就會很糾結，難以取舍。當然，最終的選擇，也會有一些偶然性，難説就一定是最好最合適的。
一些看似熟悉的事物，真正細究起來會發現，其中的許多，我們其實也只是知其大概，並非完全了解。一位曾在滁州工作過的友人跟我講，自己早就知道鳳陽大明中都城，也曾多次去看過，但直到看了《中都城記》，才對這座“廢都”的規制以及那段歷史有了清晰係統的了解。不管怎麼樣，如果有興趣，那些未知的內容，常常更吸引人，也更容易被記住。
那些附著于景與物身上的文化內涵，那些隱藏在景與物背後的歷史煙雲，或精深壯闊，或雲譎波詭，或莫衷一是，或驚心動魄。鑒于資料的零散瑣碎，囿于學養的力有不逮，我只能盡可能地做些力所能及的梳理，盡量摒棄似是而非的東西，既要簡潔明瞭，還得通俗易懂。反覆辨析斟酌，是要下些苦功夫的。寫作期間，在這方面耗費的精力尤其多，經常為一個小的細節，長時間不能撥雲見日。不過，穿行其間，沉迷浸潤，常能自得其樂，也樂在其中。
歷史是由人來寫的，主觀因素難以避免。司馬遷寫《史記》，雖為“史家之絕唱”，也只能依據當時現有的史料，根據自己的理解，還不得不顧及自身所處社會環境。寫《八公山記》的時候，涉及春申君及楚晚期的歷史，現在看來，司馬遷的相關記述，不一定完全準確，所以在轉述的時候，話不敢説滿了;至于淮南王劉安，與司馬遷差不多同時代，《史記》的記載中是否暗藏曲筆，亦未可知，不敢盡信。當然，對于那些素來爭議不斷、見仁見智甚至爭執不下的內容，如果去觸碰，稍不留神就會陷進某個旋渦之中。我不在這個行內，不能不知深淺，所以一向不願意參與進去，頂多言明存疑，或者幹脆刻意回避。畢竟是非虛構寫作，“五禽戲”的源頭到底在哪裏?一個外行豈敢輕易下結論?“六尺巷”中糾紛一方的吳家是何狀況?與張廷玉一家是何關係?正史中未見記載，我只能“不知為不知”了。
人是活在現實中的。文章不與現實結合，注定行之不遠。一個人來到世上，一切皆是偶然，無論時間、地點、家庭，自己都無法選擇，也無法改變。是生不逢時，還是生逢其時，都只能跟著時代奔走。回望過往，放眼未來，自然必不可少，但脫離現實生活的議論，乃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只會是不著邊際的空談。著眼當下，直面現實，讚美人類創造的智慧和力量，是寫作永恒的主題。這些題材和筆鋒，從《槐林記》《王家壩記》《江淮運河記》中，當可窺見一些端倪。
每每尋訪遺跡、翻看方志史料的時候，總不免感嘆古人的了不起。從淩家灘玉人的穿靴戴帽佩首飾，到精致玉勺的禮儀，從壽縣博物館戰國時期青銅鑄造的“鄂君啟金節”，到明中都城的都城建設規制，很多都指向先秦，甚或更早。那個時候的人類社會到底是個什麼狀態?至今仍然面目不清。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一定曾有高度發達燦爛的文明，文化應該達到了某種繁榮。要不然，幾千年前怎麼會有那麼多完備且科學的規范和規制流傳下來，很多至今仍是一些行業、領域的遵循呢?
真正能夠永久流傳下來的，唯有文化。無論人與物，無論是在典籍裏還是文物中，在歲月的蕩滌之下，真正有生命力的，是文化;沒有文化的附著，只會灰飛煙滅、蕩然無存。即使存在，也不會有多大價值。
我時常在想，百年甚至更長時間之後，未來的人們會如何看待我們所處的當下?我們給未來到底留下了些什麼呢?
每每糾結于此，總是思慮多多。臨了，也沒怎麼想明白。
靜下心來，細細想想：還是擺脫現實的浮躁與功利，多做一點自己喜歡、既有意義又有意思的事吧。
掩卷之際，忽然想到李白遊走皖南時寫下的“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傳‘獨坐’之神”，讓我艷羨不已。在安徽，這兩句詩現在經常被搞笑地改編為“相看兩不厭，只有斜對面”。隨物賦形，人與山尚且能對上眼，説明確實有物我兩忘、身心俱悅的歡喜。
其實，無論人與人、與景、與物乃至與社會，能達到“相看兩不厭”的境界，不能不説是一種難得的幸運。(斯雄)
